文 | 河西
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朝和清朝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他们留下的影响极为深远。
中国北方的很多地名，都是蒙古语。比如新疆的乌鲁木齐就是蒙古语，更准确地说，是古准噶尔蒙古语，意为“优美的牧场”。我们知道，清朝乾隆时期，曾经收复新疆的准噶尔汗国，这个准噶尔是蒙古人建立的，乌鲁木齐原为厄鲁特蒙古的游牧地。而准噶尔蒙古人，就给打到沙俄那边去了。
海子，蒙古语湖泊，请注意，子读轻声。北京的海，都是海子，前海、后海、什刹海，都是蒙古语海子，不是指的大海。
诗人海子，原名査海生，海子，是从蒙古语的海子来的。
戈壁，蒙古语；胡同，蒙古语，本义是井；好歹的歹，蒙古语；车站的站，蒙古语，这是曾经的元帝国给中国留下的最重要遗产。
清朝的国号“大清”，有学者认为其实是蒙古语，读为“代青”，不读“大青”，意思是“上国”（“至高无上之国”）。
老佛爷发话，旁边李莲英等一干奴才赶忙跪倒称“喳”，这个“喳”，蒙古语。
褡裢，蒙古语；蘑菇，蒙古语。
元朝统治中国不过98年，清朝立国296年，满族人大量居于北京，很多满语，在北京话和东北话中流传下来。
“胳肢"来自满语词gejìheŝembi，意为“搔腋下”。
我们常吃的“萨其马”原为清代满族小吃，源于清代关外三陵祭祀的祭品之一；满族入关后，在北京开始流行，成为京式四季糕点之一，是当时重要的小吃，其名为满语的音译。满语中，有砍、切之意，为名词词缀，即类似“切糕”之意。在清代满语字典《五体清文鉴》、《三合切音清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中单词对应汉语均为“糖缠”。
东北话中有大量的满语。埋汰、咋呼、旮沓、膈应、磨蹭、邋遢、嘚瑟、马虎、小妞、克扣、呵斥，都是满语。“嗯哪”，满语，“是”的意思。嬷嬷：来源于满语meme，意为“乳”、“奶”，转意为“乳母”。
白来了的白，来自满语，挺好的挺，也来自满语。你能想象吗？没有了这两个来自满语的字，我们的日常用语会多么捉襟见肘？
躲猫猫，满语，猫是满语树丛的意思，并不是一只猫的猫。
哈士蟆，满语，中国林蛙，也就是说不是蛤蟆，读ha四声shi轻声ma二声，而蛤蟆的蛤是蛤蜊的蛤，不是哈，蟆读轻声。
清太宗皇太极，满语黄台吉的音译，是贵族的意思。
相应地，东北地名中，有很多其实都是满语的音译。
东北的阿城以阿什河而得名。阿什河是女真语“按出虎”（按出浒、阿朮虎、阿朮火）。汉译“金”之意。满语称阿什河为“阿拉楚喀乌拉”，依河建城称“阿拉楚喀城”，简称“阿城”，又因是“金”国故地而得名。
四平是满语，直译是锥子的意思。
鹤岗，满语马鹿圈的意思，海拉尔，满语野韭菜。
鸭绿江，没有鸭也没有绿，满语，鸭绿是边界的意思。吉林，满语，水岸。高晓松的松指的是松辽油田，松辽油田的松是松花江，而松花江是满语“松阿里乌拉”转音而来，松花江，满语天河。牡丹江，满语弯曲的河，和牡丹无关。乌苏里江，满语下游的江的意思。
哈尔滨，正确发音是哈拉冰，哈读第三声，满语晒网场的意思。
长春的地名来自满语“茶啊冲”，是音译，这句话是满族人在祭天的时候说的祈福语言，就相当于现代人祈福时说“上天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等，并不是四季如春的意思。
北京也有。北京大栅栏，满语“珊瑚”的意思。塘沽，满语“百”的意思，离北京100里的地方就叫塘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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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上看,蒙古国与中国接壤,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尽管中国人以"外蒙"这一中性称谓指代蒙古国,但外蒙人却用一个贬义词"胡扎"来称呼中国人。这其中的缘由究竟是什么?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又是如何遭到阻碍的呢?
自古以来,蒙古高原就如同一面巨大的屏障,隔绝了中原内地与北方广阔草原的联系。这片横亘在中国北疆的绵延千里的高原,虽然气候寒冷,环境艰苦,但草场肥沃,曾孕育了马匹、牛羊等草食家畜,为蒙古游牧民族的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高原的西北角却与中国的山西省接壤,两地山川相连,这使得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有了天然的通道。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蒙古游牧民族自高原西北走出,经由这条天然走廊进入中原,短暂或长期地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定居,融入并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血脉。
相反,也有无数的中原汉人,通过这条通道进入高原,到草原上从事牧业生产,或是贸易商旅,在异族文化的熏陶下逐渐习得蒙古族的生活方式与语言。正是得益于这条天然走廊,使得中原文化与草原文明得以频繁交流,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带的往来由来已久,双方人民早就建立起了亲密无间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蒙古高原与山西省接壤的地区,恰恰是历史上著名的晋商起家的地方。晋商作为专营内外商品流通的中间商团体,在17世纪就已经遍布整个高原地带,掌控了中原与高原之间的商品贸易。他们熟知草原上游牧生活的方方面面,能熟练使用蒙古语交流,与蒙古族人民亲如一家。由此可见,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造就了两地人民长期密切的文化交往与商业往来,为中蒙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明朝中后期开始,蒙古高原上的经济贸易就基本被山西晋商所把控。作为内地与高原之间的中间商,晋商凭借着自身的语言优势和对当地习俗的熟悉程度,很快就在蒙古地区建立了庞大的商业网络。
最初,晋商只是将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运往蒙古高原,换取当地的皮毛、肉类等生产资料,两地人民的贸易关系十分融洽。然而,随着商品种类的日益丰富,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部分晋商开始在商品质量上玩起了文字游戏。
他们在收购中原产品时,故意压低价格,将劣质货品大量收购;转手对蒙古人出售时,则极力美化商品品质,将次品贩卖为上等货物,从中大赚一笔。比如说,当时新疆的棉纱品质最好,可晋商不肯从新疆直接进货,而是在河南等地收购质量极差的民棉,用它编织成粗布后,对蒙古牧民们吹嘘说这是上等新疆货,然后高价出售。
类似这样以次充好的手段层出不穷。更有甚者,晋商们还发明了"做旧"一词,专门指在出售前将新货品人为损毁、剥蚀以制造"久经使用"的假象,让蒙古人误以为是老货更有价值。这些种种行为无疑是在欺骗顾客,但在追求利润的蛊惑下,晋商们早已将道德良知抛诸脑后。
面对如此行径,蒙古人民自然是愤愤不平。他们不得不花重金购买这些价格往往是被人为抬高数倍的伪劣商品,而且由于语言不通,经常被晋商们用一些专门术语唬弄。更有些蒙古人连自己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都一头雾水,只得认栽。
这种被欺骗的无助感,再加上晋商对蒙古人的傲慢态度,使得两地人民的隔阂与矛盾在无形中急剧加深。蒙古人开始痛恨这些算计人的无赖商人,将他们称为"胡扎",意为无德无素、油嘴滑舌之徒。尽管晋商团体中也有不少诚实守信的好商人,但由于行业的同质性,他们也无法摆脱"胡扎"这一贬低人格的称呼,连带着中原的其他汉人也被卷入其中,遭到蒙古人的猜忌与厌恶。
我们不难发现,"胡扎"这个词与山西方言中的"伙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发音。实际上,这个词确实就源自于"伙计"一词,只不过在后来的语义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带有贬低意味的称呼。
最早的"伙计"一词,是指中国北方的雇工或帮手,泛指一同做工作的人。它起源于元代,那时候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在中原地区大规模征召劳役,将他们编为"伙"后一同西去。由于这些人多为中原汉人,蒙古人便以"胡"(汉人)加"伙计"两个词合称为"胡伙计",简称"胡计"。
到了明朝时期,由于与西域的贸易日渐频繁,不少山西商人开始到蒙古高原做起了生意。他们将自己从中原雇佣的帮工统称为"伙计",以示区别于高原上的其他民族。蒙古人听到这个新鲜称呼后,也沿用了"胡计"的说法,只是将音节略作变通,改口成了"胡扎"。
这个词语在蒙古人那里被广泛使用,专门指代那些在高原上做买卖的中原商人及其雇工。值得注意的是,最初"胡扎"并无贬义色彩,只是一个简单的职业称谓,与"工人""商贩"之类的意思差不多。
然而,随着晋商们屡屡欺骗蒙古人,将劣质商品高价出售的丑闻越来越多,当地人民对他们的不满程度也与日俱增。于是"胡扎"这个词就慢慢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了一个贬低性的称呼,专指那些行为作风不端、见利忘义的商人。
有一段时间,蒙古人甚至将所有的汉人都叫作"胡扎",认为他们都是唯利是图、油嘴滑舌的无赖之徒。这个污名化的称谓使得两族人民的隔阂和对立情绪空前加深。
直到晚清时期,有识之士发现了两字的来源并加以纠正,重新恢复了"胡扎"单指那些欺诈蒙古人的晋商的本义。但遗憾的是,这一努力并未完全扭转民间已经形成的偏见,至今"胡扎"在蒙古语中仍然保留着贬义色彩,泛指行为作风不端的人。
随着中蒙两地人民对立情绪的不断加剧,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这种民族隔阂给两国关系带来的严重危害。于是,他们向清政府反映了这一问题,要求采取措施化解矛盾。
清政府首先派遣了一批中蒙通译人员前往蒙古地区考查,他们发现"胡扎"一词在蒙古语中已经根深蒂固,很难在短时间内从语言上改变。于是,政府决定先从商业行为上着手,遏制那些劣质商品泛滥的不正当经营行为。
1876年,清政府颁布了《蒙古贸易新章程》,严格限制晋商在蒙古销售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任何伪造、掺假的行为一经查实就要受到严惩。同时,还在主要城市设立了监理机构,负责检查进出口商品是否合格。
这一措施使得蒙古地区的商业秩序逐渐好转,不正当的赚钱手段减少了,受骗的案件也明显下降。但商业作风由来已久,要在短期内扭转根深蒂固的欺诈习惯谈何容易。还是有不少顽固分子置新规于不顾,死撑着用旧伎俩行骗。
于是1891年,清政府又派出了耆英钦察使杨荫铎亲赴蒙古实地考查,他在当地建立了监理机构,从官方层面主导了整个商品的检查、价格的评定工作。如此一来,晋商们的违法行为无处遁形,贸易秩序终于慢慢走上了正轨。
除了从商业领域着手外,清政府还注意到了消除两族隔阂的语言障碍问题。它在内地各省设立了蒙古语的学习机构,培养一批精通两种语言的翻译人才,这些人在今后的交往中可以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
与此同时,蒙古地区也相继开办了汉语学校,教授蒙古人学习汉语。由于语言的互通,双方都能够直接进行交流、反映情况,中间人的误导和刻意曲解就会大大减少。
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国逐步摆脱了清朝统治,进入了共和时代。在新的政治环境下,中蒙两国的关系也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
1924年,中国国民政府与外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签订了《中俄蒙三国友好互助协约》,协约明确承认了蒙古国的主权独立地位。
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中蒙两国人民真正达成了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友好关系。日后,两国一直恪守条约,互不干涉内政,共同发展经济,维护边境和平。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蒙友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加强。1949年10月16日,周恩来就任新政府首任总理后不久,即向蒙古国致电,正式重申了两国睦邻友好的关系。
次年,蒙古国政府也对此作出积极回应,双方达成了在一年之内签订新条约的共识,以取代原有的不平等条约。随后,两国政府不久即派出代表团分别对方访问,开启了新时期的友好交往。
1952年10月,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长的毛泽东再次致电蒙古国,祝贺蒙人民革命事业取得新的胜利,两国关系由此步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1960年,中蒙两国最终签订了彻底废除旧条约规定的新条约,正式宣告两国关系真正实现了完全平等、相互尊重的新阶段。此后,两国每年都会派出亲善代表团互访,进行文化艺术交流、经济技术合作,谱写了两国人民友谊的新篇章。
这一切,都与中蒙关系曾经遭遇的阻力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些被称为"胡扎"的晋商已经一去不复返,中蒙人民也不再有任何嫌隙和芥蒂。通过共同努力,两国人民终于建立起了真挚友好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蒙古语言文字改革时,废弃了"胡扎"这个词语,用"导隊"一词专门指代中国人。新词意为"领路人",是一个非常积极、友好的称呼,足以看出蒙古人民对当时的中国已是另眼相待。
从此,"胡扎"一词在蒙古语中彻底消失,中蒙两国关系也真正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时期。两国人民早已化解了曾经的隔阂和偏见,友谊之花在草原上绽放,两国关系面临着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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