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亚偏远地区有一片广阔沙漠。中国曾在这里进行核试验，并密切关注着近邻的一举一动。整只旅队曾在这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千多年以来，不可辩驳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个名字总是令旅行者闻风丧胆。除很少一些人曾经穿过危险的沙丘，当中有几个人曾攀上300英尺①高的沙丘顶，历史上各商队总是绕开沙漠，沿沙漠边缘的一串彼此孤立的绿洲行进。即便如此，那些少有标识的小路时常被风卷来的黄沙湮没。数世纪以来，商人、朝圣者、士兵各色人等在绿洲之间迷失方向，留下一具具悲惨的遗骸暴露在沙漠中。
塔克拉玛干沙漠三面被世界上最高的一些山脉环绕，还有一面被戈壁沙漠所阻挡。即使接近它也是相当危险。许多从阿富汗、俄罗斯及南部、西南部各国家和地区前往此地的旅行者，不是被冻死，就是一时失足猛地跌入脚下的深谷。在1839年冬的一场灾难中，整支40人的旅队被雪崩吞噬。即使到现在，每年仍有人和牲畜死在这里。
谈及塔克拉玛干沙漠，没有旅行者说过一句好话。为数不多成功穿越这一沙漠的欧洲人之一斯文·赫定称它是“世界上最恶劣且最危险的沙漠”。对此甚至更有了解的斯坦因认为，跟塔克拉玛干沙漠相比，阿拉伯沙漠简直是“驯顺”。曾一度任英国驻喀什总领事的地理学家珀西·赛克斯爵士（Sir Percy Sykes）称塔克拉玛干沙漠为“死亡之地”。而他的姊妹艾拉（Ella），同时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沙漠旅行家，形容这是“令人深恶痛绝的荒凉地方”。
除了迷路和缺水这些显而易见的危险，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有特殊的恐怖法子去折磨试图冒犯此地的人。冯·勒柯克在《新疆的地下宝藏》一书中描绘了所有旅队的恐怖梦魇——喀喇布兰（kara-buran），也就是黑风暴。
天空忽然暗下来……片刻之后，威力巨大的风暴突然间席卷了旅队。大量的沙子裹挟着砾石旋腾而上，猛烈地打在人和牲畜身上；天变得越来越黑，奇怪刺耳的撞击声夹杂着风暴的呼啸与怒号……发生的一切好像是从地狱释放出来的一样……在风暴的侵袭下，所有旅行者全然不顾酷热，把整个人裹在毛毡里以躲避如此疯狂威力下卷起的石子沙砾的袭击。人们和马匹不得不躺在地上忍受狂风肆虐，通常会持续好几个小时。
曾亲身经历过这种风暴侵袭的其他几个欧洲旅行家，包括赫定，也都有过类似的描述。在这种时刻，至关重要的是保持冷静。1905年，由60个马夫组成的一支旅队受托护送银锭前往吐鲁番的绿洲地带，途中遭遇一场风暴的侵袭，风力之强甚至掀翻了满载的马车。冯·勒柯克提到，“60位中国马夫疾驰进入沙漠。后来在那里找到了一些风干的人畜尸骨。而其余的彻底消失不见。因为沙暴喜欢埋葬它的牺牲品”。显然这次事故要归因于马匹受惊，或是因为马夫过于恐慌。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样的不幸是妖怪作祟。他们相信这些妖怪住在沙漠中，引诱人们口渴缺水而死。
中国伟大的旅行家玄奘在7世纪前往印度的时候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他也曾描绘这些妖怪。“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②
20世纪20年代，曾是英国驻喀什总领事的克拉芒特·斯克莱因（Clarmont Skrine）在他的《中国中亚》（Chinese Central Asia）一书中对沙漠的样貌做了生动的描绘。“在明朗的早晨，北方呈现出一幅难以名状的景象，令人心生敬畏又有不祥的预感。塔克拉玛干黄色的沙丘犹如石化的巨浪，无边无际地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上，其间不时有硕大无比的沙山高高在上俯视周遭的沙丘，宛如一位国王。这些沙丘似乎在无声地呼喊着要吞食过往的行人、湮没整个旅队，就像过去无数次发生过的一样。”
斯克莱因在中国、俄国、英国三国交汇的这个机要情报点工作长达两年半之久，据他回忆，他曾与一位年迈的中国旅行者交谈。那人从中国内地出发，经由戈壁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到达喀什。他告诉斯克莱因这一路上有连续50天时间连个人影儿都没见到。
大约40年前，另一位旅行者，英印军队情报部门主任马克·贝尔上校（Colonel Mark Bell）从北京走了3500英里③的路程抵达喀什。他此行的隐秘动机是评估中国对俄国取道中亚入侵印度有多大的防御能力。他和一个年轻的伙伴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进行比赛，从不同的路线由北京到印度，贝尔凭借五周的时间获胜。
后来贝尔略带轻蔑地写下关于戈壁沙漠的事情。他报告称“水很容易获得而且常常接近地表。旅行者热衷于对穿越沙漠夸大其词，然而其实不存在什么困难；在离开喀什噶里亚④之前，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戈壁沙漠的日子比在喀什噶里亚沙漠的小山和平地要愉快得多……”当然，他所说的后者指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正如大多数旅行者一样，他也是沿着边缘小心地行进。
数年来，中国这个少有人知道的地区，不管是在地图上还是在旅行者的记忆中都曾有过许许多多不同的名字。不同时期流行着不同的叫法，像中国鞑靼、鞑靼高地、中国中亚、喀什噶里亚、西域、新疆等。名称使用得越早，其边界越模糊，但它们都包括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一些维多利亚时期的旅行者称它为亚洲高地，这种说法似乎把西藏也囊括了进去。而按照斯文·赫定曾描绘的，西藏是“地球表面能发现的最大隆起”。
汉朝文献记载表明两千多年以前中国人把塔克拉玛干沙漠称为“流沙”，意思是“流动的沙地”。这是由于不间断的风席卷着沙漠，致使黄色的沙丘总是在不停移动。如今水文工作者和气候学家用更驯顺的名称“塔里木盆地”来称呼这里，在这里，冰川融水东流进入较浅的罗布泊，而罗布泊明显的“游移”最后将由斯文·赫定加以解决。⑤在现代中国的地图上，塔克拉玛干沙漠（在突厥语中意指“有去无回”）位于官方称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地区中部的一块卵状空白地带。
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它的绿洲四面都有屏障，只有最坚定的冒险者能够进入。北翼有雄伟的天山山脉，西面坐落着“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南面喀喇昆仑山脉和昆仑山绵延起伏。唯独东面没有山脉，但却有着两道天然屏障，罗布沙漠和戈壁沙漠。大多数英国旅行者（贝尔和荣赫鹏除外）都是从印度经过喀喇昆仑隘口抵达中国新疆的，途中有些地方甚至高达19 000英尺。赫定形容这条荒凉的路线是一条“苦路”，这里夺取了无数人和牲畜的生命。最近的1950年，一位旅行者写道：“直到我们抵达平原之前，没有一处不是累累白骨。当摸不清路线的时候，连绵不绝的骸骨就成为我们阴森可怖的领路人。”在关于印度河探索的历史的《狮子河》（The Lion River）一书中，简·费尔利（Jean Fairley）写道：“喀喇昆仑沿途寸草不生。旅行者要携带人和牲畜所必需的全部食物。由于要负载过重的商品而不得不减少草料的驮运，代价就是上百万驮畜死在这条路上。”另一方面，奥里尔·斯坦因爵士却对喀喇昆仑路线嗤之以鼻，把它开玩笑地形容为“女士们的观光之旅”。
然而19世纪，的确潜藏着一种难以轻易摆脱的危险——被杀。任何擅闯这穷山恶水的人都将被当地部落族人视为不错的猎物（1906年的时候斯坦因甚至还随身带上了一个小军械库）。这些不法行为让一些欧洲人搭上了性命，包括达格利什（Dalgleish）、海沃德（Hayward）和穆尔克罗夫特（Moorcroft）。这没能吓退所有人。这样的危险仅仅是挑战中亚的一部分。今日，随着横穿喀喇昆仑山脉的双向高速公路建成，雇用骡马、厨子和苦力攀上令人眩晕的悬崖峭壁、闪避落石和子弹的时代终于就此了结。
但是我们这里关注的那些从事探险活动的人都属于过去的时代（尽管其中的斯文·赫定到1952年才去世）。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甘愿忍受巨大的困苦，冒着随时而来的危险，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葬身在这凄凉又与世隔绝的亚洲一隅。是什么强烈地驱使他们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个冬季严寒、夏季灼热的地方？要了解这点，我们有必要回溯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
在耶稣诞生前的一个世纪，一位英勇年轻的中国旅行家张骞肩负着秘密使命从中国出发前往迢遥神秘的西域。尽管他的直接目标以失败而告终，然而这次旅程在历史上却被证明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历程。中国由此发现欧洲，丝绸之路得以开辟。汉武帝发现自己正面临来自宿敌匈奴日益加剧的侵扰，在这种情况下，他委派以勇敢坚毅闻名的张骞前去开路。好战的匈奴人原系突厥系族群，后迁至欧洲，成为欧洲历史书中蹂躏劫掠的匈人（Huns）。⑥他们的进犯始于战国时代。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修筑长城以抵御匈奴侵袭。
汉武帝从匈奴俘虏中得知，早些年以前匈奴曾击败另一个中亚部族大月氏，并取月氏王的头骨制成饮器。匈奴驱使大月氏人西迁到很远的地方，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汉武帝获悉大月氏正等待一雪前耻，但欲先寻求同盟相助。汉武帝当即决定联络大月氏以图双方兵力联合，前后夹击匈奴。
因此，汉武帝要谋求一位合意的志愿者来完成这一危险任务。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使者从中国到大月氏首先得途经匈奴控制的地区。时任侍从官的张骞自告奋勇前往，汉武帝应允。公元前138年，张骞带100多人启程，誓要经受住匈奴的严酷考验。但一班人马走到现今甘肃一带时遭到匈奴袭击。幸存者沦为囚徒，被俘十余年之久。然而张骞被予以厚待，甚至给他娶妻。为达成最终逃走并继续西行的目的，监禁期间张骞一直竭力保存着汉武帝赐的使臣的标志——牦牛尾做成的旌节。随着抓住他们的人给他们越来越多的自由，某一天，张骞和剩下的人出逃，再次动身继续使命。
当他们终于抵达大月氏（后来这个部族成为征服西北印度的印度－塞种统治者），却发现在被匈奴击败之后大月氏逐渐富饶安定，对向匈奴复仇丝毫提不起兴趣。张骞在大月氏停留了一年，尽可能多地搜集关于大月氏及其他中亚国家和部族的情报。张骞在归途中经过匈奴领地时再次被俘获。凑巧的是，抓获他的人之间爆发内战。张骞得以又一次在混乱中设法脱身。阔别13年后，人们以为张骞早已经客死他乡，他却成功回到汉朝的首都长安，向皇帝做了汇报。最初跟随张骞西征的百人中，除了他自己，唯有一人活着回到了家乡。
张骞带回的关于军事、政治、经济和地理的情报在大汉朝廷引起轰动。皇帝从他那里了解到之前从未听说的富有的国度费尔干纳（Ferghana）、撒马尔罕（Samarkand）、布哈拉（Bokhara，这三个城市现都在苏联中亚地区）和巴尔赫（Balkh，现在阿富汗）⑦，同时也第一次知道了波斯的存在以及另外一个遥远的国家犁靬（Li-jien）。当今学者认为这很可能就是罗马。但张骞更直接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大宛令人称奇的新种战马。据张骞报告，新战马从“天马”繁殖而来，疾驰如飞，高大有力。这对中国人来说简直是意外发现。当时中国本地马体格矮小，行动缓慢，也就是普氏野马，如今只能在动物园找到。
汉武帝意识到要对付难缠棘手的匈奴人，大宛马是骑兵对战时的理想之选，于是决定用这种马重新装备军队。他还派遣使团到大宛设法得到一些种马，但是这个使团在半路被袭击，相继前往的使团也难逃厄运。汉武帝最终派出庞大得多的部队围攻大宛，还带着兽医。然而当地的人把马匹聚拢到一起赶到城墙里，并威胁说如果敌人靠近，不惜与马同归于尽。最后汉军接受了大宛国的求和，携战马班师回朝。尽管现在已经绝迹，但这些“天马”在汉唐雕塑家和艺术家那里得以不朽。最了不起的一例就是举世闻名的“铜奔马”。它出自2000多年前的一位未知的艺术家之手，于1969年被中国考古学家在距离（这里一度是汉武帝的都城）不远的丝绸之路上（甘肃武威）挖掘出土。
汉武帝十分欣赏使臣张骞在史无前例的旅行中所表现出的一往无前，并册封他为博望侯。由于汉武帝决意向西开疆扩土，后来又派多支远征队西行。其中一次是公元前115年派张骞再次率队赴乌孙。游牧民族乌孙生活在匈奴西部边缘。汉武帝打算与他们结盟以对付匈奴。然而这一回张骞依旧没能赢得乌孙人的援助。一来乌孙对邻近的匈奴感到畏惧，二来也觉得距中国甚远。伟大的西行者张骞回来没多久就去世了。皇帝给予了他无比的荣耀。时至今日他在中国仍被称颂。正是他向西开辟了通向欧洲的道路，连接起那时的两个大国——大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张骞可以被誉为丝绸之路之父。
尽管丝绸之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重要通路之一，但其得名则是相对来说较近的事。这一说法在19世纪由德国学者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然而，这种描述某种程度带有误导性。这条商队路线由穿过中国、途径中亚和中东的无数条道路组成，而且其中运送的物品远不止丝绸。年复一年，汉朝皇帝向西推进疆界。这条路总是任由进行劫掠的匈奴等民族摆布。为确保商品在这条新开辟的路上自由流通，中国人必须驻防、设岗楼来维护秩序。作为前进政策的一部分，他们在长城原有基础上又朝西修筑延长了一截，就像古罗马边境的城墙一样。
丝绸之路始于长安（即现在的西安），往西北经过河西走廊来到戈壁沙漠中的绿洲敦煌。敦煌这个边塞城镇注定在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离开敦煌通过闻名的玉门关，道路分叉。驼队要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外围的两条路线中做出选择。
北道穿过沙漠通向哈密，约三个星期的路程，之后在天山山麓顺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绿洲前进，经过吐鲁番、喀喇沙尔⑧、库车、阿克苏、吐木休克和喀什。南道从西藏北缘和沙漠边沿之间穿过，仍是沿着绿洲前进，途经米兰、安迪尔、尼雅、克里雅、和阗⑨和叶尔羌等地。道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远端朝北转向，再次与喀什的北道相接。从喀什向西，朝着“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开始一段漫长危险的攀升。由此路线离开中国境内，进入苏联的中亚地带。经过浩罕、撒马尔罕、布哈拉、梅尔夫（Merv）等地，穿过波斯和伊拉克，到地中海沿岸。商船在此处装载货物运到罗马和亚历山大。
从塔克拉玛干沙漠终点开始的另一分支偏离南道，经由现在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在梅尔夫与丝绸之路西部路线再次相接。另一条前往印度的主要岔路在叶尔羌与南道分开，攀上素有印度大门之称的喀喇昆仑山险隘，到达列城（Leh）和斯利那加（Srinagar）。之后通向孟买沿海市集的道路就是一条坦途了。还有一条中国人所称的“中道”位于丝绸之路的东端。这条路过了玉门关，在罗布泊顺着赫定所言的“游移的湖”的北岸穿过重要的绿洲城镇楼兰，同北道的主干相连。
丝绸之路的存在和延续全都依赖绿洲的战略分布线，这些绿洲紧靠塔克拉玛干沙漠，彼此之间最多只有几天的路程。相应地，绿洲依赖冰川融水来存续。这些冰川融水从雄伟的山脉流淌而下汇聚成河，呈马蹄状三面环绕沙漠。随着丝绸之路运输量增加，绿洲不再只是充当驼队途径时歇脚的驿站和补给点，而是开始靠自身的优势成为主要的贸易中心。更发达更大的一些绿洲历经几个世纪，左右了周围地区的局势，发展成为独立封建邦国或小王国。
这使得绿洲对于那些想要从丝绸之路中分一杯羹的匈奴等部族而言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由于丝路贸易开始给汉朝带来可观的利益，中国人和那些威胁这条经济干线的人之间冲突不断。中国人会周期性地失去对丝绸之路的掌控，暂时让它落入野蛮部族或其他独立的封建统治者手里。新霸主随后会要求进贡才肯放货物安全通行，或索性抢劫商队，直到中国人诉诸武力、谈判或报复重新夺回路线的控制权。即便丝绸之路在中国人牢固掌控之下的时候，也鲜有商队敢不带武装或无人护送，因为在相对偏僻的路段总是存在遭遇强盗袭击的风险（特别是昆仑山方向来的土匪）。所有这些使得陆上旅程代价高昂，最终促进了海上路线的兴盛，但其间商品的价格也因此大幅上涨。尽管面临风险和骚扰，丝绸之路照旧活跃发达。
罗马人坚信丝绸生长于树上。正如普林尼（Pliny）曾记述的：“赛里斯人（Seres）林中产丝，闻名世界。他们靠水将其从树叶上取下……”维吉尔（Virgil）同样描绘过“中国人如何梳理从树上摘取的细丝”。中国人并不试图去消解这样的神话。一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了丝绸的奥妙，尽管他们很愿意出售丝绸，但却决心保住交易中的垄断地位。中国对蚕丝的垄断又延续了６个世纪之久，直到第一批蚕卵由中国偷运到拜占庭。据传是一些景教修士在掏空的木制手杖中藏了蚕卵。
第一批见识这种革命性新材料的罗马人是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的七个罗马军团。公元前53年，这些罗马军团跨过幼发拉底河朝东追击帕提亚人。突然，在卡雷（Carrhae）附近，撤退的帕提亚军队杀了个回马枪，射出冰雹似的乱箭。箭雨打破罗马人的阵形。这种箭一次能刺穿两人，把罗马士兵挽盾的手钉在盾牌上。尽管这样，顽强的罗马军团仍能守住阵地。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则令战势逆转。帕提亚人发出粗野的战吼，在艳阳照耀下忽然面对业已意志消沉的敌人展出一面丝绸大旗。罗马人从未见过此等景象，掉头逃离，留下两万多具尸体。
罗马人知道，帕提亚人热衷战斗，但同时也很单纯。他们不太有能力发明或制作这像“云一样轻”“似冰一般透”的神奇材料。然而他们从哪儿得到这东西的呢？罗马情报机构不久有所发现。它来自居住于中亚远端的神秘部族“丝绸之人”。汉武帝早先派去追随张骞脚步的一支使团曾深入帕提亚，在那里用大批的丝绸交换了鸵鸟蛋和几位魔术师。据中国历史记载，这些东西令龙颜大悦。
罗马人不费多时便想法子得到了新原料的样本，手感细腻，外观诱人。他们急于获取更多。此时此刻帕提亚人慢慢回过神来，做这新生意的中间人大有商机。很快，对于罗马的男男女女来说，穿丝制服装成为当时的风尚。风靡程度如此惊人，以至于公元14年提比略（Tiberius）唯恐这样下去使人颓废沉沦，禁止男人再穿。普林尼很不满地写道，这种能一眼看透的衣服，“让女性看上去好像裸体一样”。同时他把国家经济的消耗归咎于女人们对丝绸的热衷。
尽管政府不准，但贸易往来持续扩大。380年，罗马历史学家报告称，曾“一度限于贵族的丝绸如今已经在全部阶层时兴起来，哪怕是最底层也毫无例外”。然而，丝绸变得如此昂贵，相传能换与其等重的黄金。一些学者对此表示质疑。但不管怎样，罗马要用黄金买丝绸，加之需求日益增长，给经济带来恶果。丝绸之路兴旺的大多好处进了中间商的口袋，而不是那些远在中国的丝绸织造者“赛里斯人”。一些有魄力的罗马商人早在1世纪就派出代理人前去摸索新路线，试图绕过那些雁过拔毛的帕提亚人。2世纪，成包成捆的丝绸已开始走海路从印度到罗马，这样一来省了相当大的开销。为维护宝贵的垄断权，帕提亚商人散播海路凶险的可怕谣言，我们知道这成功使至少一个计划去西方的中国使团望而却步。
然而除了丝绸，丝绸之路还带来许多其他物品。来到中国疆界的商队载着黄金和其他贵重金属、羊毛和苎麻面料、象牙、珊瑚、琥珀、宝石、石棉和直到５世纪中国才制造出的玻璃。那些从中国离开的驼队则装着毛皮、陶瓷、铁器、漆器、桂皮、大黄以及带扣、武器和铜镜等青铜制品。然而并非所有货物都要走完丝绸之路全长。很多货品在途中的绿洲、城镇交换或卖掉了。商人在当地替换上其他货物，比如玉石，再去更远一点的地方谋取更高的利润。实际上鲜有商队走完来回九千英里的全路程。罗马不曾有过一个中国商人。同样在长安也没有来自罗马的商贩。首先帕提亚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就不允许这样。他们有充足的理由不让买方发现途经自己领地商品的原始价格。此外，任何牲畜也不太可能持续走完全程，包括骆驼、马、骡、驴、小公牛和在帕米尔以及喀喇昆仑隘口路段使用的牦牛。商队会在常设的驻扎点换上新的牲畜。即便如此，每年都有数千只牲畜因不堪重负命丧路上。
贯穿亚洲的伟大通路输送了另一样比丝绸更关键的东西。它对艺术和思想的革命性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中国，而且波及了整个远东。这就是前6世纪起源于印度东北部的佛教，它劝导人们对众生要有慈悲之心。前3世纪，阿育王皈依佛教，使佛教成为国教，他的帝国几乎囊括了印度所有地方。相传中国引入佛教源于1世纪汉明帝的一个梦。他梦见一位顶着光晕的金人在屋子里飞。翌日早晨他召唤谋臣要求解此疑惑。大臣们深思熟虑后认为皇帝梦见的是佛（当时在中国已有人对新信仰略有耳闻）。由此使节即刻被派去印度，探求更多关于佛教的事情。在离开许久之后，使节返回朝中。他不仅驮回经书佛像，且有几位愿意向皇帝讲授佛法的印度高僧相随。不论这是真是假，自此以后，传教者和朝圣者开始在中国、中亚和印度之间往来不息。除了佛经和佛法，他们也带回从没在中国出现过的新宗教艺术作品，令讲究审美意识的中国人大为惊喜。
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人带来的不只是全新的宗教，它给世人展现出崭新的艺术样式——“西域艺术”（Serindian），这也是本书的重点。“Serindian”这一称呼由“Seres（中国）”和“India（印度）”两个单词构成。逻辑上说这应是印度佛教艺术与当时中国汉代艺术的简单结合。若不是雄伟的喜马拉雅山隔断了中国和印度的直接交往，也的确该如此。然而面对难以跨越的屏障，佛教信条连同艺术一起也唯有兜兜转转才来到中国，途中还逐渐吸收了其他的影响。因此全新艺术的发源地不是印度本土，而是曾盛行佛教的犍陀罗国，位于如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白沙瓦（Peshawar）山谷地区。在这里，另一种艺术联姻已经发生。这就是在印度佛教艺术和希腊艺术之间。前者由统治这里的大月氏后裔贵霜人在1世纪输入，后者在400年前经由亚历山大大帝引入此地。
希腊化佛教艺术，或称犍陀罗艺术，其最具有革命性的作品是用人的外形来刻画佛陀。这是第一次有艺术家这样来塑造佛的形象。从神学上来看，佛陀已经涅槃，逃离了无尽的轮回转世，已经不再存在于世上。因此，在这之前人们总是通过神秘的符号来代表佛陀，譬如一个足印、一个轮子、一棵树、一座佛塔或一些梵文文字。然而犍陀罗佛像在雕塑家手里呈现出挺直且轮廓分明的鼻子和眉毛、古典的薄唇和波状发型，这都是受希腊影响。另外一个明显带有地中海影响的是半透明的罗马式长袍，替代了原来的束腰布。然而他的眼睑低垂突出，耳垂很长，扁圆状的面部圆润富态，这是印度造像艺术的特点。加长的耳垂意指佛已然摘掉镶珠嵌玉的沉重的世俗耳环。当他还身为富贵的王子，没过着克己的苦行生活时曾戴过这些。
19世纪最先从印度到达犍陀罗一带的西方旅行者在见到这样的艺术时大为震惊。它与他们常见的印度宗教艺术中的“蹲姿，扭曲且面露痛苦神情的形象”截然不同。为了赶紧拿到样品给博物馆或用于收藏，不少寺庙和遗迹遭遇可怕的不可修复的摧残。此外，很多壁画因为气候恶劣开始斑驳不堪。出于这个原因，而今我们对这些希腊化佛像艺术家的天才的认识几乎全是通过雕塑，它们是用这个地方的灰色片岩雕刻而成的。
因此，是犍陀罗艺术，而不是原始印度佛教艺术，越过北方关卡隘口把具有革命意义的佛教信息传入中国新疆一带。它沿着新开辟的丝绸之路，追随使团、商队和朝圣归来者的脚步，慢慢向东传播。它还逐步吸收新影响，包括中国。新宗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绿洲发展起来，因此大批的庙宇、石窟和佛塔得以出现。这些建筑得到了大笔的赞助。有的来自当地掌权家族，有的来自富有的商人，他们急于为自己的商队获得庇护，或是为商队平安归来表示感谢。赠予与捐资被视为积功德，可以使施主逃过再次转世到人间的命运。可以发现许多丝绸之路沿途寺庙和神殿中壁画里的男女供养人被描绘成虔诚的模样（好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作品），有些还写上了名字。
随着皈依新宗教的人越来越多，为了寻找佛教起源地以及经文和圣迹沿着丝绸之路动身向西去的朝拜者也随之增加。那些人跨过喀喇昆仑和帕米尔的山口，去往当时第二大佛教圣地犍陀罗，之后到印度。当中一些人曾详尽叙述当时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繁华绿洲城镇的生活。法显是最早的这批旅行者中的一个。他大多靠徒步完成旅行。他曾留下399年在丝绸之路南道的于阗⑩王国的生动记录。
1869年，法显非常重要的游记首度翻译成英文。这部游记中记述道：“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⑪他描述了一个令他印象至深的富丽堂皇的寺庙，称为王新寺，历经3位国王，耗时80年之久建成。⑫“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镂，金银覆上，众宝合成。塔后作佛堂，庄严妙好，梁柱、户扇、窗牖，皆以金薄。别作僧房，亦严丽整饰。”⑬法显提及的众宝是金、银、青金石、水晶、红宝石、绿宝石和珊瑚。
法显在于阗待了三个来月，记录了这里“其国中十四大僧伽蓝，不数小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他发现当地人慷慨好客，“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须”。⑭
他还描述了有王室参与的佛教节日。“从四月一日，城里便扫洒道路，庄严巷陌。其城门上张大帷幕，事事严饰，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学，王所敬重，最先行像。离城三四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余，状如行殿，七宝庄校，悬缯幡盖。像立车中，二菩萨侍，作诸天侍从，皆金银雕莹，悬于虚空。像去门百步，王脱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花香，翼从出城迎像，头面礼足，散花烧香。”“如是庄严供具，车车各异。一僧伽蓝则一日行像。白月一日为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讫。行像讫，王及夫人乃还宫耳。”⑮随后，法显经由喀什王国⑯继续他的朝圣之路，那里是丝绸之路南道北道会合的地方。
佛教在中亚出现一些不同的分支，或称“宗”，其中两种（净土宗和禅宗）最终传往日本，盛行至今。日本的大谷光瑞伯爵曾三次来中国新疆探险，表面上目的就是搜寻失落许久的净土宗圣地和遗物。有些人坚持认为这只是他为一些更世俗的目的打掩护而已。
然而佛教并非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唯一外来宗教。另外两种宗教带着它们的艺术和文学也在塔克拉玛干附近植根发展起来，即景教和摩尼教。景教否定基督既是人又是神，432年在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被西方裁定为异端。不少信徒向东逃往萨珊帝国，也就是如今的伊朗。从萨珊帝国出发，景教的商人和传教士们带着他们的信仰和艺术来到中国。638年中国第一个景教教堂在长安祝圣。景教经丝绸之路北道而来，同时景教团体在很多绿洲发展壮大。20世纪初，在吐鲁番和敦煌密窑里发现了大量景教文书。由于很多景教徒既是商人又是传教士，景教信条最终沿着商队途径的路线在中国新疆扎下根来，还向南到了西藏。无论是845年唐朝禁止一切外来宗教还是11世纪伊斯兰教征服中亚，都没能使景教彻底消灭。13世纪末，威尼斯的旅行家马可·波罗途经喀什与和阗的时候还遇到很多景教徒。
摩尼教3世纪在波斯产生，它基于对立的“二元”——光明（灵魂）和黑暗（肉体）。5世纪末，摩尼教徒受西方基督教徒残酷迫害，逃向东方，最终抵达了中国新疆和内地，在隋（581—618）、唐（618—907）时期牢固地植根下来。直到德国人从吐鲁番地区挖掘出整座摩尼教图书馆之前，这一宗教似乎没有文献，人们对它的了解主要来自它的敌人留下的带有强烈恶意的记述，当中最负盛名的要数圣奥古斯丁。
762年前后，突厥人劫夺唐朝的长安，由此接触到摩尼教，并很快皈依成为信徒。这一异国宗教借鉴了相互冲突的基督教和祆教信仰，在10世纪达到鼎盛，随后走向没落，最终在中国消失。在丝绸之路西部的绿洲，它遭遇伊斯兰教浪潮，被取代和湮没，而在更远的东方则被佛教取代。后者的证据见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角的哈拉和卓，冯·勒柯克在那里发现美丽的摩尼教壁画被掩藏在后来的佛教壁画底下。尽管景教与摩尼教的艺术家们和书吏都留下了彰显其非凡成绩的足够多的凭据，然而，丝绸之路上留存的最有影响力同时也最长久的旷世经典还属佛教艺术。
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丝绸之路的艺术与文化在被视作中国“黄金时代”的唐朝达到了最大的辉煌。这一伟大时期的特征是漫长的和平与稳定，帝国繁荣昌盛，其都城长安好比亚洲的罗马，它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同时也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会。742年，其人口已近200万（根据745年进行的人口调查显示，当时中国总人口达5200万，其中包括约25个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长安曾先后作为周朝、秦朝和汉朝的都城，在唐朝已发展成为大都市，长宽为6英里乘以5英里，环绕着防御用的城墙。城门于每晚日落时分关闭。外国人在这里受到欢迎，约有5000名外国人居住于此。这里允许景教徒、摩尼教徒、祆教徒、印度教徒和犹太教徒自由修建自己的教堂并举行集会。每天不断有旅人的队伍出入城门，其中有突厥人、伊朗人、阿拉伯人、粟特人、蒙古人、亚美尼亚人、印度人、朝鲜人、马来人和日本人。他们各种职业应有尽有，商人、传教士、朝圣者、使节、舞者、乐师、书吏、珠宝商、酒贩、侍臣、高级妓女。亚洲各地聚集而来的侏儒尤其受到欢迎，他们变戏法、跳舞和表演娱乐节目。从丝绸之路远方城镇和亚洲其他地方来的整支整支的乐队们为宫廷表演。
在长安附近一座唐代墓葬的陶俑提供了关于这些外国人来源地和职业的十分详细的记录。这些明器（陪葬品）当中有很多对外国人进行了清晰的描绘和塑造，学者们通过其样貌和穿着可以判断他们的种族或来源国。除了持续不断的旅行者队伍，每日更有大量奢侈品和日用品在都城众多集市里销售一空。这些异国商品不少是经由丝绸之路运来的。有化妆品、罕见的植物（包括番红花）、药、芳香植物、酒、香料、香木、书和织得精细的地毯。除了大宛“天马”（其中一些受过训练，能随着音乐起舞），还有孔雀、鹦鹉、猎鹰、瞪羚、猎犬，偶尔还有狮子、豹子以及让中国人感到惊奇的两条腿的鸵鸟。7世纪时曾有两只鸵鸟运来，起初人们叫它“大爵”⑰，之后借用波斯人的说法称之为“驼鸟”。当中一只据称能够一日之内跑300里，能吃铜和铁。⑱
尽管中国人对新奇的进口商品有着无尽的欲望，中文中却一直称那些带来这些东西的外国人为“胡”，或者说野蛮人。的确，这源于植根于当时中国人心中深处的某种优越感，对所有外国人都带有轻视。朝廷把外国统治者的礼物当作贡品收下，并将到访的君主或使节视为封臣。
丝绸之路在唐朝经历了一段黄金期。然而朝代与其最重要的贸易线路的命运紧密联结。当朝代走向衰败，丝绸之路文化也随之没落。这也是很多曾经繁荣的城镇与其寺庙和艺术品最终一道消失的过程。事实上，曾辉煌一时的所有遗迹消失得如此彻底，直到19世纪才被重新发现。消失的个中原因很复杂，过程也长达数世纪。然而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供给绿洲城镇的冰川融水日渐枯竭；二是伊斯兰战士从阿拉伯远道而来，手握利剑改变了人们的信仰。
从中亚久远的史前年代人们初次搬至塔克拉玛干沙漠绿洲开始，便在为生存而战斗。他们不仅要抗击匈奴和其他部族的掠夺，还得对抗饥渴导致的死亡。确实，如果不是有水从山上流下并涌进沙漠，人们显然不可能在这不毛之地生存下去。生活在绿洲上的人精心建造的灌溉系统利用了水源，使农业实现自给自足。不论什么原因，倘若灌溉系统被忽视或中断维护，不管时候长短，一直伺机等待的沙漠又将卷土重来。绿洲又将荒废，不久，一切人们居所的痕迹也将消失在沙漠之下。3世纪末年，当中国暂时失去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时，尼雅城镇就这样“死去”。它很快就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吞没了。
然而，不论当地居民如何机智地储存并控制水的供给，地理的作用对他们毫不留情。维持他们生命的河流要靠高山上的冰川滋养，而冰川却在收缩。从冰河时代末期开始，这个过程使得塔里木盆地的水流持续不断减少。离罗布泊不远的楼兰一度是孔雀河最后的绿洲。4世纪初这条河仍在流动。然而，3世纪末的时候，因为河流逐渐缩退，绿洲也开始被废弃。河流有时会改道或淤积，居民点也只好废弃。于阗绿洲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和田的古称，如今它已然湮没在冲积层下。
然而佛教文化从丝绸之路上消失的最终原因是唐朝的衰落和最终的崩溃，西方阿拉伯人的胜利以及整个塔克拉玛干地区最终皈依伊斯兰教。这个沿着丝绸之路前进的新宗教意味着人像艺术的终结。因为这种艺术对穆斯林来说十分可憎。很多雕像和壁画被破坏偶像者损坏或摧毁，而寺庙和佛塔则任由其碎裂并消失在沙漠中。到15世纪，伊斯兰教变成整个塔克拉玛干地区的宗教。中国在明朝隔绝了与西方的所有联系之后，丝绸之路最终被遗弃，这导致了这个地方的进一步孤立和衰败。
面对这种种，唯有最强大、水源最充沛的绿洲才能存续，并伴随着带有自身艺术和建筑风格的新宗教。其他绿洲则带着许多被遗忘的秘密埋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下，几百年来无人打扰。
①1英尺=0.3048米，以下不再一一标注。本书所有注释均为编者注，以下不再一一说明。——编者
②原书未注明出处。《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二十二国》“瞿萨旦那国尼壤城”条。
③1英里≈1.61千米。
④指塔里木地区。
⑤然而现代地理研究已经证实，所谓“游移的罗布泊”只是错觉，斯文·赫定的解释也是错误的。
⑥现代学术界对匈奴所属语系仍有较大争议，通常认为其可能并非突厥系民族。至于匈奴与欧洲匈人的关系，主流的观点认为二者其实并无联系，所谓匈奴后来就是匈人的说法，实际上是推测与幻想的成分居多。
⑦此处提及的四个城市在张骞所处时代称呼与之不同，且其中一些尚未建城。
⑧即今焉耆。
⑨1959年后称和田。
⑩原文为和阗，在法显的时代此地称于阗。
⑪原书未注明出处。《法显传·于阗国》。
⑫“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蓝，名王新寺。作来八十年，经三王方成。”《法显传·于阗国》。
⑬原书未注明出处。《法显传·于阗国》。
⑭原书未注明出处。《法显传·于阗国》。
⑮原书未注明出处。《法显传·于阗国》。
⑯原文如此。但“喀什”一词在法显的时代尚未出现，有部分学者认为《法显传》中的竭叉国即为今喀什，但也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竭叉国位于今天的塔什库尔干。
⑰“冬十一月,安息国遣使献师子及条支大爵。”《后汉书·和帝纪》。
⑱“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罗国遣使献大鸟，高七尺，其足如驼，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铜铁，夷俗呼为驼鸟。”《南部新书》，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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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的沙子虽然看似丰富，但实际上并不适合直接用作建筑用沙，这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且多样。看看网友们的看法！
沙漠地区盐碱含量增加是由于高蒸发率使盐碱物质积聚，而雨雪不足以冲刷这些盐碱，而不是雨水带来的盐碱。
不缺河沙，每年拆掉房子，废弃混凝土回收，打碎后将钢筋抽去，粉碎可以当沙用。
孟加拉民房就是这么起的，泥烧成火砖，然后一帮人在工地坐在地上，手工把火砖敲成碎粒，用来起房子。
黄河里面的沙都比普通建筑用沙细老多了，感觉就像是铁矿石投炉之前的铁沙，被球磨机给研磨了一遍。
有得用，自然是挑挑拣拣。等到无砂可用，就会去想办法啦。
那以前农村建房，用的网格筛沙子，筛出来的特别细软，然后用细沙搅拌水泥，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对吗？
好家伙，要不是我去过新疆沙漠之门，就信了你的沙子比尘埃还细的鬼话了。
沙漠沙子的颗粒过细且多含盐碱成分，这些特性使得其粘结性和承重能力远不及河沙或海沙，难以满足建筑材料对强度和稳定性的高标准要求。在建筑中，沙子作为混凝土等建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粒径分布和化学成分直接影响着材料的整体性能。
而且沙漠环境恶劣，运输成本高昂。将沙漠沙子长途运输至建筑工地，不仅能耗巨大，而且经济效益低下，相比之下，就近开采和使用河沙或海沙更为经济合理。
还有沙漠沙子的处理与加工也面临诸多挑战。为了改善其性能以适用于建筑，可能需要进行复杂的洗涤、筛选和改性处理，这一过程不仅技术难度大，还可能引发环境问题，如水资源浪费和废水排放等。
看到了最后，你们觉得沙漠的沙子为什么不能用于建筑用沙？
欢迎在评论区来探讨！感谢各位看官的阅读，祝看到这里的你天天开心。喜欢的话给小妹点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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