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内心感到不安的是,百姓对我太好了,吃喝都不收钱。——范仲淹
除夕过了六七日,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除夕“一去不复返”,如今回想未免已太迟! ——胡适
新年新气象。每年到了过年前,都是写工作总结交工作计划的高峰期。忙乎了一年,有些该梳理的是要梳理一下,有些该总结的也要总结一下了。这个时候,也往往是职场人士头疼的时候,一年到头做了那么多事,该如何写得让领导满意让自己得意呢?不妨把眼光投射到古代的文人大咖,学习他们写奏折的心得,先定个框架,提炼主题,围绕主线,加点诗词,展望未来,应该就能给自己烹饪一道不错的年终表彰大菜。
曾氏秘籍“典显浅”
对于工作总结,在古代文人中,最为重视的应该是清朝的曾国藩。古时候的奏折,跟现在的年终总结有点像,也是先总结一下之前的工作,然后再谈一下以后的计划。有人曾经把曾国藩定义为晚清第一奏折高手,修订版的《曾国藩全集》,一共有31册,其中有12册专门用来收录他的奏疏,总数多达3600多篇。虽然说,曾国藩的幕僚可能帮他做了不少文秘工作,但是,即便是别人起草了底稿,他也要先布置好框架再精心修改然后重新抄写一遍才能交上去的。
曾国藩经常教导弟弟曾国荃要写好奏折,因为,做得好也要写得好,而且要经常练习。据《曾国藩家书》,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奏折一事,弟须用一番工夫。秋凉务闲之时试作二三篇,眼界不必太高,自谦不必太甚。”
曾国藩又交代曾国荃说:“以后凡有咨送折稿到弟处者,弟皆视如学生之文,圈点批抹。每折看二次,一次看其办事之主意、大局之结构,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稳否。一日看一二折,不过月余,即可周知时贤之底蕴。然后参看古人奏稿,自有进益。”这种多读多学多写的提法,在现代工作总结的写作训练中,也是一种好办法。
为了教弟弟曾国荃写好奏折,用心良苦的曾国藩还编著了一本私家秘籍——《鸣原堂论文》。曾国藩在军务、政务缠身的情况下不辞辛劳,选录自汉唐匡衡、贾谊、刘向、诸葛亮、陆贽,至宋明清苏轼、朱熹、王守仁、方苞、孙嘉淦等大手笔的奏章十七篇,逐段点评,详加批注,并在篇末写了总论。
曾国藩在《鸣原堂论文》中,提炼了写好奏折(工作总结)的几大秘诀。一是立意要清晰,直指要领。曾国藩认为“奏疏惟西汉之文,冠绝古今”。于是他专门选了汉成帝时期的《刘向极谏外家封事》,当时外家王氏权重,几乎威胁到了刘氏政权。刘向上书劝汉成帝认清形势,早做防范。曾国藩在论《刘向极谏外家封事》里指出,刘向“料王氏必篡“宅心平实,指事确凿”。他告诫曾国荃,“吾辈欲师其文章,先师其心术,根本固则枝叶自茂矣”。
二是“典显浅”。比如,论《贾谊陈政事疏》提出,“以明白显豁、人人易晓为要”。论《苏轼上皇帝书》说,“以明显为要,时文家有典显浅三字诀,奏疏能备此三字,则尽善矣。”顾名思义,“典”就是要熟读前史之事迹、本朝之掌故。“至显浅二字,则多本于天授。虽有博学多闻之土,而下笔不能显豁者多矣。”虽然浅字与雅字相背,但是,唐朝白居易的诗却是连老太太都能读得懂,“细求之,皆雅饬而不失之率。能如白诗之浅,则远近易传播。”
三是文章要讲究整体气象。在论及《王守仁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时,曾国藩说:“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在他看来,“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有立意,有技巧,有气象。曾国藩对于曾国荃是倾囊相授,曾国荃读后也是接连感慨,“盖人臣立言之体,与公平生得力之所在,略备于此”。即便是当下写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也是不无裨益。
焚香拜祭诗文
“每至除夕,必取一岁所作置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终年苦心也’。痛饮长谣而罢。”《唐才子传》里记录的这段话,写的就是唐朝大诗人贾岛。喜欢骑毛驴的贾岛,有一次在路上苦苦思索,“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中的“推”要不要改成“敲”。正好遇到韩愈,韩愈告诉他还是“敲”字更显静中有动。对于文字的追求到了极致的贾岛,曾经评价自己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再结合“推敲”的故事,自然就不难理解贾岛为何如此看重自己的作品了。于是,每年的除夕夜,贾岛就会开始做年终总结——把自己过去一年的作品恭恭敬敬地摆在几案上,焚香叩拜,以酒浇地,说,这是我过去一年苦心创作的成果,然后,以诗下酒,长歌痛饮一番。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徵明。“人家除夕正忙时,我自挑灯拣旧诗。莫笑书生太迂阔,一年功夫是文词。”诗、文、书、画四绝的文徵明在《除夕》一诗中,如此描述自己的除夕之夜,也顺便做了年终总结:过去一年,把功夫都花在文词写作上了,连除夕夜都在挑灯夜读翻看旧诗。
醉翁也喜欢喝茶
宋朝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忧乐观也体现在了他的年终总结中。常怀悲悯之心的范文正公,早在少年求学时,就留下了“食粥心安”的故事。
家境贫寒的范仲淹在书院求学时,每天都是只熬一锅粥。同学好心送给他美味佳肴,他却把它放坏了都没吃。范仲淹的说法是,他吃粥吃习惯了,内心也很安定,如果突然享受美食,以后还怎么吃得下那些粥呢?范仲淹晚年在辞官之后,不仅创办了花洲书院并亲自讲学,还创建了范氏义庄,全身心地投入公益事业。有了更多的时间,于是他就去了更多的地方体察民情。像这种深受百姓爱戴的官员,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很多人还把他请到家里,好茶好饭地招待他。老百姓的盛情款待,也让范仲淹怀着感恩之心写下了自己的年终总结:今年去了不少地方,有了很多收获。唯一内心感到不安的是,百姓对我太好了,吃喝都不收钱。百姓种地谋生不容易,虽然我感到不妥,但是又盛情难却,真是让我为难。
与范仲淹不太一样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醉翁亭记》中的欧阳修,不仅爱喝酒也喜欢喝茶。
“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饮茶。”号称六一居士的欧阳修,其实还可以在棋、琴、酒、书等之外,加上“茶”这个“一”,变成“七一居士”。或许,就像官场上的人走茶凉一样,晚年退休之后的欧阳修,在写年终总结的时候,先是感慨了一番今年的时间过得太快了,果然是年纪越大时间过得越快。做了一番铺垫后,话锋一转,开始感慨喝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原来,是因为今年来送茶的客人太少了,只送了十几次茶叶。就像“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一样幽默的是,欧阳修还希望来年能够多收点茶叶。寄情山水的欧阳修当然不是公开索贿,他所希望的是,能够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和亲友、晚辈喝茶聊天,毕竟,陪伴就是一种幸福。
同题诗文之《除夕》
在年终总结的时候,古代的诗人喜欢写《岁暮》,民国的诗人则喜欢写《除夕》。1917年《新青年》杂志发起了一次同题诗歌,以《除夕》为题,找了四位北大教授胡适、陈独秀、沈尹默、刘半农,呈献诗作,同庆春节。
当时刚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力主白话文的胡适,在“诗”里极尽调侃之能,通篇大白话。先是埋怨“除夕过了六七日,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然后感慨,“除夕‘一去不复返’,如今回想未免已太迟!”接下来则是回顾跟孟和吃年饭,“记不清楚几只碗”,只记得是“海参银鱼下饺子”,“听说这是北方的习惯!”饭后边喝茶边吃水果谈天,“天津梨子真新鲜!”吃完梨子喝完茶,“回家写了一封除夕信,预备明天寄与‘他’!”
胡适的《除夕》以流水账记录了一场年夜饭,学者沈尹默则是以《除夕》回顾总结了自己的前半生。在民国书法界,沈尹默以行楷闻名,与擅长草书的于右任,时称“南沈北于”。沈尹默先是直白点题,“年年有除夕,年年不相同;不但时不同,乐也不同。”然后就开始回忆童年,“记得七岁八岁时,过年之乐,乐不可当,乐味美满,恰似饴糖。十五岁后,比较以前,多过一年,乐减一分;难道不乐?不如从前烂漫天真。”到了“十九娶妻,二十生儿:那时逢岁除,情形更非十五十六时,乐既非从前所有,苦也为从前所无。”“我今过除夕,已第三十五,欢喜也惯,烦恼也惯,无可无不可。取些子糖果,分给小儿女,‘我将以前所有的欢喜,今日都付你’。”无可无不可间,流露出了一种惯常的恬淡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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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总结里的古人智慧
说到写总结和计划,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堪称典范,即便是用现代思维来考量,也不会过时。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写道:“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不仅逻辑严谨、论据充分,而且有态度、有计划,既有历史功绩,又有未来展望,可以说是相当标准的“总结格式”。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为了写作《聊斋志异》,经常到处游历,听人讲故事,寻找题材。每年搜集完民间故事,都要做一番总结,检讨得失。有一年,因为收获不大,他在总结中感慨:“今年听到的故事数量不少,但质量不太好,有些故事情节重复,甚至逻辑不顺。来年,期待肚里有货的人多讲好故事,这样我编纂书籍也更加顺利。”
写故事的蒲松龄,希望来年能够多接触一些有质量有故事的人,写字的王羲之,愿望则与他相反,王羲之希望接触的人少一些,最好自己的作品谁都不喜欢。王羲之贵为“书圣”,名头摆在那里,到家里求字的人不计其数。因此,有一年他把自己的难受写在年终总结里,大概意思是:“真希望我的字不受欢迎,别人不来求字,或者我的腿脚麻利一些,有人求字,走为上。”看到这份年终总结的人,估计就不好意思再来求字了。
文/本报记者储文静
【来源:潇湘晨报】
来源: 潇湘晨报
几年前我还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副刊时,拟推出一个名家系列访谈“谈艺录”。顾名思义,这是关于艺术人物的专题,但不想做成最有名或有职务的浮头人物“威水史”——大致而言,正好是要在这类人之外圈定人选。当时请教了不少师友,上海的石建邦兄推荐的第一位便是章先生。那不是我第一次听到章先生的名讳,记得几年前白谦慎先生在电话里就谈起过他的这位书法老师;我最近一次读到白先生写章先生的文章,是2017年9月7日他在澎湃新闻所发章先生过世消息的《记与恩师章汝奭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每一忆及,辄感世间文字总有因缘。
章汝奭先生访谈
南都对章先生的专访《章汝奭:我就是一肚子不合时宜》,近一万字,刊发于2015年1月15日。读后,我对章先生的家世、生平、学书经历才略有了解。让我注意的,一是先生生于1927年,岁在丁卯,与先祖母为同年生人;二是抗战中章先生流寓大后方,曾辍学(金陵大学外文系)到新津机场美军空运部做翻译。新津是成都附近一个小城,抗战时国民政府调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成当时亚洲第一大轰炸机机场新津机场,美军援华航空指挥部就在这里。抗战后期,远程飞至日本本土轰炸的盟军战机,也有从这里起飞的。抗日,这在章先生来讲当然是一大胜业,但在我却因家乡曾有这样一位人物短暂驻足而感到荣幸,所以对这位尚未谋面的老前辈充满了好感。
众所周知,章先生擅行楷书,尤其是高龄仍可以书写心经、金刚经等经文,蝇头小字,无界格,书写无错漏,行气十足,成为一时谈论的绝技。大概就是同时吧,《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连续刊出章先生谈论题跋的文字(《谈谈书画题跋》《章汝奭藏手札墨迹记》等),题跋多写于笺纸上,不仅展现了传说中的小字工夫,而且兼谈艺林掌故,文辞造句之美、追忆前辈之大方得体,均令人受益良多。我一直觉得,大众媒体刊载的这一类作品实在是功德无量,因为这绝非我们常见到的所谓书画家的“书画作品”,那种只知炫人耳目,实质空洞,为人不学,下笔无文的“作品”,没有灵魂,“刷屏”而已。章先生写的是一种掌故,其精神实质是中国人的知人论世,因此也反映作者的学养与人格。这是当之无愧的传统文化精华。章先生所谈的前辈如高二适、陆俨少等人,无不娓娓道来,是近世以来绝妙的学人逸事,对有志于书学的读者,也有普及知识的功用。得体最难,我一直记得章先生在行文中有(深恐)“交浅言深”、“妄自矜重”数语,其为人之自爱自重,可见一斑。昔溥心畬指点江兆申学诗之法为“多读书”,如果仅仅为书画而书画,水平如何,其人如何,可想而知。
从此我格外留意章先生的书迹。石建邦兄一次路过广州,专门带了章先生两件小字长卷给我开眼:《楚辞》和《古诗十九首》。那是章先生中岁时期的作品,较晚年的小字更端正整饬,从中能够领略到章先生书法的宽博和纯正,对比晚年的书法,还可以体会到中间的过程。那么多字,丝毫没有今天常见的剪、拼、作等痕迹(当然,主要是没有剪、拼、作的意识),十分安详、正派。但当时我仅仅能领会这么一点点,如果用前人的措辞,我只能是在观摩之后,“唯唯而已”。
不仅如此,我还有一点疑惑。
几年前,我曾经观赏过北方某名角的戏曲表演。终场之后有互动环节,这位名角说得兴起,拿书法来做了比喻:写大字才有气魄,写小字则全不足观,云云(大意)。其实自习书法以来,自己对书法的体会和认识也是逐步增加、提高,对世间的各种书法观念——其实很多尚不足以称为观念,只是粗浅的偏见而已——一般抱敬而远之的态度。那位戏曲名家的结论让我吃惊。虽然这人在我看来是不知书者流,不过细想一下,竟然也无从辩驳。这个疑惑一直到我遇上章先生的字才解开。先是东方早报上刊载白谦慎先生的《凌云健笔意纵横——章汝奭先生的小楷》一文,有云:
很多年前,我曾向老师请教写蝇头小楷的用笔。他说,你看过篮球运动员上篮吧,写字也要有那上篮的意思。章老师当时并没有作更多的解释,但上篮这个比喻,却给予我思考和想象的空间。在激烈的比赛中,那些优秀的运动员,在不同的方位、以不同的身体姿势投篮,那“意思”总是在的。章老师小楷的点画,看起来并不像唐代楷书那样按部就班,面面俱到,但即便是最为细微的运笔,都会呈现出每个笔画应有的形态及其走势,哪怕透露的只是一丝一毫的端倪。只要一个动作的“意思”有了,“势”在了,点画也就活了。点画本身长一点也好,短一点也好,并不是关键,运笔过程和点画形态是否完整,全依赖“势”的完整,关键要有那个类似上篮的“意思”。
这篇长文里面谈到了不少学习书法的金玉之言,但这个“运动员上篮”的妙喻是最打动我的。白先生是著名的艺术史家,最能体会和阐释老师的书学理念;章先生是身体力行的书法家,故一个简单的比喻可以解决乱麻绳一样的问题。“运动员上篮”虽然通俗化,但我以为是非常深刻的书学理论,这也是我真正感受到“章先生是书学前辈”的开始。
2015年末,在友人的热心帮助下,我和内人印了一本笔记本,里面的插图是我写的字、内人画的水彩画。我们两人都是业余水平,承蒙章先生慈悲,为我们题了“写字画画”的签条,倍增光宠。笔记本印好之后即快递给石建邦兄转呈,不久石兄来电,章先生带话:要多临帖。次年5月,接到石兄转来章先生写赠的心经条幅,并有一张短笺:
老人郑重嘱咐:漂亮的恭维话就不说了,要你在字的结体、章法、点画、行气布局上多加些“夹棍”,用些苦功。他是把你当自己人看了。
“写字画画”
如果说,“上篮说”我还有点似懂非懂,“夹棍说”立即豁然开朗了,虽然也不大懂。这不仅仅是知道怎么批驳如那位戏曲名家的高论,更重要的是理解了这种书学观念,尤其是参照章先生的书法作品,更觉得他在书学上的贡献,实在远胜那些浮头名家们聱牙诘屈的理论。练书法、写楷书,岂独仅仅规整、好看而已!惭愧的是,我生性贪多务得,做事缺少恒心毅力,没有像章先生指点的那样下苦工夫临池,故写字一直处于业余水平。
看章先生晚年书迹,无论大小字,也无论、行、草,其笔下的腾挪跌宕,呈现笔法的丰富,足可见心胸的宽大方能滋养这样的气魄。相比之下,以字的大小来看书法,是何其浅薄的皮相之见啊。章先生去世后,追悼会上挂的是他生前所写的一幅对联:
任老子婆娑风月,看尔曹整顿乾坤。
我看到这幅挽联,不仅深觉允当,而且感受到章先生那种不谐俗、自尊自信的人格。试看当今,有几个人当得起这两句呢?这不是只靠写写书法就可以修到的境界。
2015年秋天我到上海,石建邦、顾村言两位兄台特意陪我到古北路拜访章先生。扣门之后,出现的是一位十分瘦小的老先生,当时我心里有点吃惊:怎么,那些字、那些文章,就是这位老先生写的?!
不消说,章先生在我心里是高大的,甚至有点严厉。前人有云,“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又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齷齪猥鄙之态。”以前读并不太明白,觉得隔了好多层,而章先生,无论是字里字外,正是曾文正所说的“光明俊伟”一类人物的注解。
那天在章先生府上,拜观了他抄写的《法华经》册页,以及他老伴留下的便条,鼓励章先生好好抄这部经文。关于这个字条,章先生有文章记述。还有大字草书字卷,以及那天凌晨写的一通心经,据说是他女儿的朋友求书。那天看章先生的作品,我有一个感受:他的书法造诣深厚,因此所谓的擅长小字,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准确的。观看他的各种字体,“上篮”和“夹棍”非常容易体会到:他在书法上花的时间、精力和想法都太多了。
章先生每天早上两三点便起来写字,几乎随时都在写,他用的毛笔写完字便装上笔帽,因为过不了一会又会写。不过那天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章先生的性格——我们刚一落座,他便批评一位在媒体上“大放厥词”的书法名家。他并不掩饰他的火气。他提及当年下放南京梅山时与高二适的交往,特别是高二适要为之宣传而被他所婉拒:“你还有点性格嘛。”听这样的复述,并不觉得这是自我标榜,恰恰相反,深深感受到这位老人家性格上的倔强,人格上的孤高和自爱。
章先生出身世家大族,青年时深受离乱之苦,中岁遭遇文化革命,在南京梅山烧了十年饭,“每一顿两个人淘八百斤米,还要装饭、卖饭、洗碗”,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我自己坐着小矮凳,在另一个凳子上搁上砚台,就这么写字。只有这个条件。写大字也写,就得把铺盖搁开,在床上写”(见访谈《我就是一肚子不合时宜》)。拨乱反正之后,章先生是上海对外经贸学院的教授,是广告营销学方面的专家,成就卓然,“营销”一词便由章先生定名(“‘营销’这两个字,还是我给起的”,见访谈,同前),晚年生活事业均佳。经历过逆境的人,与顺境中的人很不一样。但不论境遇是坏是好,章先生始终给人一种志气不失的劲头,他的心中始终有一种高迈的人生标准,他之批评时风,以有益教化为己任,正在于此。人的心中应该有超越物质的追求。这一点也最让人心折,因为这是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言不惭大行其道的时代。
无论在生前还是去世时,章先生可以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名气,受到很多人的敬重。历经了上一个多灾多难、文化人尤其不得安生的世纪,受到晚清民国以来社会大变革的种种影响,无论是对西方的了解还是对传统士夫文化的继承,章先生都是其中的佼佼者,现在他们这一类人、这一代人越来越少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纵观社会上的名家,我以为,章先生这样的人虽然很少,但也不会成为“出土文物”那样的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他的书学成就,生前生后也有足够分量的评介,然而他始终不是“学术明星”那样的人物。这不是章先生的不幸,恰恰相反,西方有“无限多的少数人”一说,章先生的道德文章必然会被这少数人所铭记,与他交往、受他启发的人也将永远保存这位可敬老人的回忆。
那年沪上之行后,我从南京回广州,在去机场的地铁上,忽然看到一处地名“梅山”,我想到了章先生。平心而论,我与章先生缘分至浅,时间亦短,所能记下的都是一些琐琐不足道的细事,并不足以阐发先生的道德文章。但就一个学习书法并从事文字工作的后辈而言,这些琐事无疑极为重要。“梅山”是否为章先生下放之处并不重要,但在我应该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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