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军报
7月2日，空军无人机飞行员陆冬辉在方舱内精准操控无人机。魏华龙 摄
改飞无人机前，特级飞行员陆冬辉曾获空军“金头盔”桂冠。余红春 摄
机场跑道中央，白色标志线和着陆区周围一道道墨色的轮胎擦痕交错闯入视窗，又被瞬间加速甩开。轻推油门，柔和拉杆，一架银灰色无人机翩然升空。
这是“金头盔”飞行员陆冬辉又一次操纵无人机升空。记不清楚这是多少次起飞了，但对陆冬辉而言，每一次升空，都是一次新的战斗。
2017年年初，还是三代机飞行员的陆冬辉听说，空军某试训基地选调无人机飞行员。他毫不犹豫地向组织递交申请，到科研试验训练一线去，到新质战斗力的源头去。
命令下达，陆冬辉打起行囊、辞别家人，开始了新的跋涉。从江南鱼米之乡到西北大漠戈壁，从空中到地面，从座舱到方舱，从舵杆到键盘……这些新变化，让他真切体会到，自己闯进了一个新战场。
1997年4月，作为同期班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飞行学员，陆冬辉立下誓言，知恩更要感恩，能在组织的培养下飞上蓝天，就要练就一双铁翼。
信念是飞行的最大动力。21年过去了，从飞行学员到飞行员，从歼击机部队到无人机部队，不管岗位怎么变化、职务如何调整，陆冬辉初心依旧。
7月1日当天，在驻地教育基地的马兰魂雕塑下，陆冬辉举起右拳，带领官兵重温入党誓词。当晚，陆冬辉在微信朋友圈里上传了一张红彤彤的党员誓词图片。
担任空军某试训基地某部试飞站站长，陆冬辉肩头的责任更重了。面对新挑战，这位敢打敢拼、勇于担当的汉子，操纵无人机一次次升空，“驭龙”千里之外，展开了一次次新的突击。
条件再苦，训练再难再累，在陆冬辉眼中，这日子过得“有滋味、有激情”。他说：“没有什么比干自己喜欢的事更快乐。”
“金头盔”是得过，可它已过了保质期——
“有形的头盔，是大脑的保护；无形的头盔，反而是一种束缚”
“老陆，你啥时得的‘金头盔’？咋从没听你提起过？”去年2月，飞行大队教导员朱秋平整理人员资料，无意有了个“大发现”：调来不久的飞行员陆冬辉竟是“金头盔”飞行员！
“‘金头盔’是得过，可它已过了保质期。”陆冬辉幽了一默，岔开了话题。
一传十、十传百，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一个疑问也随之浮上大家心头：已经夺得过“金头盔”，陆冬辉还来这儿从头开始，究竟图个啥？
图个啥？此前，不少科研院所和院校都向陆冬辉抛过“橄榄枝”，但陆冬辉觉得这些单位离战场一线远了。他心里割舍不下飞行，“更不愿远离战场”。
图个啥？和陆冬辉从同一个单位调入的飞行员吕军明最清楚。
调来后不久的一个休息日，陆冬辉和吕军明相约赶到驻地附近的某基地历史展览馆参观。
不巧，赶上闭馆，两人只能移步展馆外的文化长廊。那条长长的文化长廊里，一侧刻写着张骞出使西域的那段历史，一侧记录着当年核试验时“开荒种地”“功勋榆树”等几十个感人故事。
两人一个不落地看了一路，说了一路。
不觉过了饭点，陆冬辉和吕军明到小馆子里接着聊。菜越放越凉，心越聊越热。两名飞行员心中的答案愈发明晰，他们相互约定：革命前辈为了国之重器，当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咱来了新质战斗力部队，说啥也要干出点响儿来！
这样一想，戈壁那灰蒙蒙的远山、光秃秃的枝丫，北风呼啸、黄沙漫卷，在他们眼中也变得“亲切”起来。
这样一想，住的那“房龄”已过半百的平房，宿舍里那简陋的铁床，吱呀作响的桌椅，更不算啥了。
这样一想，对个人发展的担心和顾虑，对父母妻儿的牵挂与亏欠，也就更能不动声色地藏在心底了。
心中有大义，肩头有责任，脚下是行动。从有人机到无人机，尽管有相通的地方，但从理论改装到模拟操作，很多地方都需要从头学起练起。这不仅检验学习创新的能力，更考验放空自己的勇气。
这一点，陆冬辉毫不含糊。
调来后，陆冬辉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师。他找到比自己小十几岁、负责带教自己的飞行员陈永超说：“以后你就是我师傅了。”说这句话时，陆冬辉的眼神格外认真。
没有教学场所，陆冬辉和吕军明就搬来椅子，立起黑板，请机务大队长李龙彪来空勤宿舍授课。
知识更新不易，思维转换更难。
实装操作环节，一开始陆冬辉总想着上手操作，干预无人机飞行。其实，大多时候无人机靠自主飞行反而姿态更稳，各种传感器和数据的信息支撑使它看得更远、算得更精。
“以有人机的思维来飞无人机，不行！”认识到这一点后，陆冬辉强迫自己换脑，加快从操纵飞机到“人工+智能”控制模式的切换，从“一人一机”思维模式到“多人一机”系统思维的转换。
这种转换，给他带来了挑战，也让他感到新鲜、刺激，更充满了激情。他说：“我感到，能打胜仗，不仅能干好自己擅长的事，更要能干好自己原来不会干的活。”
陆冬辉知道，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摘掉头上那顶无形的“金头盔”，解放自己的思维。“有形的头盔，是头脑的保护；无形的头盔，反而是一种束缚。”
实际上，从戴上“金头盔”那一刻起，他已放下了那顶桂冠。当年“金头盔”颁奖大会上，他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今天打赢了战友，不算啥！明天打赢对手，才算牛！”
时至今日，仍有人好奇，陆冬辉是不是把“金头盔”带来了？
陆冬辉说，刚夺冠后，曾把这顶“金头盔”放在办公室。后来，他又提出放到单位荣誉室，因部队调整没能遂愿。再后来，他把这顶“金头盔”带回家，当礼物送给了爱好航空知识的儿子。
记者注意到，操纵无人机的飞行员们，已不再需要戴头盔，于他而言也算是真的把“金头盔”放下了。
倔强刚毅的寸头，也拗不过时间，渐渐染了霜——
“既然放不下飞行，来到了无人机部队，更要抓紧时间干点事”
“快，还有几分钟准备时间！”陆冬辉“嚯”地抬起小臂，目光投向左手内侧飞行腕表的指针。
试飞站不少官兵都知道，这是陆冬辉的习惯动作。
陆冬辉似乎没意识到这一点。他每天风风火火，不管理论学习，还是飞行训练，手头似乎总有忙不完的事，时间总是不够用。
这种感觉，并不陌生。夺得“金头盔”后，他连续几年参加空军对抗空战竞赛考核评估工作。竞赛规则自由度的不断放开，兄弟单位追求战斗力的千帆竞发，无不让他感到迫在眼前的时间焦虑。
看看自己，年龄已过不惑。这几年飞战斗机时，精力体力明显不如以前。倔强刚毅的寸头，也拗不过时间，渐渐染了霜。他不断提醒自己，“既然放不下飞行，来到了无人机部队，更要抓紧时间干点事。”
光阴，是自然的刻度，也是生命与使命的价值表。因循守旧，只算活在过去；畏葸不前，时钟原地停摆；奋发进取者，总是追赶甚至试图超越时间。
从到无人机部队起，陆冬辉就开始了对时间的追赶。战友们记得，刚上手操纵无人机时，他总抱怨，无人机飞行速度、姿态转换太慢，没有战斗机那么刺激带劲。
读懂陆冬辉的人都知道，其实，他内心是在为新质战斗力的快速生成而着急。
今年，陆冬辉担任了试飞站站长。在查阅无人机实战运用的相关资料后，他敏锐的意识到，无人机改变和缩短了传统作战的节奏和周期，未来战争将日趋无人化。
“看来，我们更得加快速度！”陆冬辉看到，经过第一茬人的艰辛努力，为这支年轻的部队打下坚实基础，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随即，一场场与时间的竞速开始了——
以前，无人机部队大多原地部署，机动作战训练不充分。“未来作战是全域作战，动得少、动得慢怎么行！”陆冬辉抓紧带领官兵完善程序、组织训练。3月下旬，该站组织全要素机动演练，方舱撤收架设时间比去年缩短三分之二。
陆冬辉带领大家总结出一套无人机训练规程。他说，无人机训练法规体系早一天得到完善，就能早一天助力训练。
无人机不是“独行侠”，必须深度融入作战系统之中。从无人机和有人机各自为战，到无人机和有人机相互协作，再到无人机引领作战并担负主要作战任务，是未来战场的大势所趋。如何加快这一系列转变？
前段时间，试飞站领受了试飞某新型无人机的任务，人才缺口的问题立即显现。如何超前储备骨干、加快培养人才？自接到任务起，这些问题始终盘桓在陆冬辉心头。
那晚，跨昼夜飞行训练结束后已近半夜，陆冬辉没有着急退场，而是留下来和分管作战训练的某部副司令员李欣商量人才培训计划有关细节。
就在上个月，陆冬辉给全站官兵出了3道思考题，既有对工作生活的看法，也有对职能使命的理解，其中一个题目就是：对试飞站组建以来这几年工作怎么看，下一个4年工作怎么干？
有人说，光阴是一条绵延的隧道，既能透视过去，也能远望未来。从当下向远方眺望的陆冬辉和战友们，找准他们努力的方向了吗？
陆冬辉没有直接回答，却和记者谈起了纪录片《百年巨匠——齐白石》。他说，齐白石之所以能衰年变法，正因为他为事业加载了时间，并超越了时间。
强军事业更需要快马加鞭，在追赶中超越，才能实现新质战斗力之“新”。
记者想，这便是陆冬辉和战友们的答案。
“任务载荷”越大，能干成的事就越多——
“我喜欢高中时读过的一句诗：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又一次训练。一架银灰色无人机逆风升空。翼下挂载的一枚枚导弹，如一枝枝引而待发的箭矢。
在无人机部队，有一个常用词汇叫“任务载荷”，即一个无人机平台所搭载的任务设备。任务载荷越大，其能执行的任务就越多。
记者由此想到，和无人机平台一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年龄平台、岗位平台、职务平台。平台是客观的，但“任务载荷”却由每个人主观加载。
陆冬辉的“任务载荷”是多少？记者试图掂量一二。
刚调到试飞站时，还是普通飞行员的陆冬辉发现，每次技术研究，总有不少人习惯“照本宣科”。于是，他给自己加了个新任务：提问。
每次大家都发完言了，他还不算完，非要问出个一二三。“操纵程序是什么？”“失速有什么表现？”“特情如何处理？”
一连串疑问、不停追问，那些准备不足或研究不深的战友每每被陆冬辉问个大红脸。私下里，有人扯他袖子，他却不以为意：“想学习研究搞深搞透，就得加加码！”
“陆站长的‘任务载荷’够大！”试飞站作训参谋黄超记得，去年10月，站里组织无人机实弹打靶试验，又是发发命中。起草任务总结材料后，他客气地请还是飞行员的陆冬辉把关。
没想到，草稿上被批注、修改得密密麻麻。第二天一早，陆冬辉将材料还给黄超，还加了一句：“改了我再看看！”一稿改毕，送给陆冬辉，二稿又被修改了很多。
在那次任务总结会上，陆冬辉提出，虽然前几年实弹射击训练发发命中，但条件设置的实战背景不够全面、立体，从实弹到实战的步子得再快点！
今年1月，担任试飞站站长后，陆冬辉的平台更大了，“载荷”更多了。他积极争取上级机关支持，设计制作出集装箱、水泥墙、移动车辆等一批实体靶标。
今年实弹打靶训练，试飞站一改过去惯例，给每枚弹都设置了不同的实战背景和作战任务，按照边界条件投射弹药。
对于“任务载荷”，陆冬辉有自己的理解：其实，大家的平台都差不多。加装少了，会轻松些，不过那样能干成的事自然就少；加装多了，难免需要多费力气，但如此一来能干成的事也就多了。
之前，有个别飞行员缺乏对无人机部队的深入认识，不敢不愿与无人机同场合训。陆冬辉和战友解释半天，还是有人半信半疑：“你们可要保证无人机不会失控啊！”
去年6月，空军“蓝盾”演习开战，陆冬辉所在的无人机部队配属给了“蓝军”。
证明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夜幕落下，陆冬辉和战友操控无人机起飞。只用一个多小时，他们就综合利用多种侦察手段，将“红军”导弹阵地摸了个一清二楚。第二天，凭借无人机提供的战场情报信息，“蓝军”战机精准命中目标，大获全胜。
到了第二期“蓝盾”演习，无人机部队变得“抢手”了。没想到，陆冬辉又主动将侦察反侦察手段向对手和盘托出。这无疑增大了任务的难度，陆冬辉却说：“难度大了是好事，能逼着双方研究得更深！”
陆冬辉坦言，作为一支新质战斗力部队，目前无人机部队在训练、装备、人才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矛盾困难，“但组织提供了这个好平台，我们每个人都多加装点‘任务载荷’，达到目标不就快些了吗？”
夜已深，陆冬辉仍谈兴很浓。他提到，自己读高中时，曾迷恋过汪国真的诗。
直到现在，他仍然可以背出这经典一句：“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这，无疑是送给一名新时代奋斗者、担当者的壮美诗行。（易灯 董宾）
来源:人民日报
图①：山西晋城市阳城县中庄村古民居御楼修缮前后对比。
图②：山西大同市浑源县麻家大院修缮前后对比。
图③：山西长治市屯留区魏拯民故居修缮前后对比。
资料图片
引子
西海村头的龙王庙，殿中石像与壁画栩栩如生。
“10年前可不是这般模样。”回忆起当年龙王庙破败不堪的情景，时任山西曲沃县工商联主席的黄文生感慨不已,“屋檐上的杂草和垂下来的长柳纠缠，院内的物件，凡人力能搬运的难有幸免，连石墩子柱基也被撬走了。”
在曲沃县文物局动员下，黄文生认养龙王庙，成为全县第一个认养古建筑的人，而曲沃也由此成为山西第一个推行文物认养的县。
“不修，有些古建筑不出两三年就会塌了；修，又没那么多钱。”干了近30年文物保护工作，曲沃县文物局原局长孙永和心直口快，“当年对低级别文物尝试认养保护，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我国是文物资源大国，据普查统计，现有不可移动文物近76.7万处。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近年来，文物保护经费投入大幅递增，保护状况明显改善。但在一些市县，财力、人力不足与文物存量大、保护任务重的矛盾依然突出。文物大省山西有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列入国家、省、市、县四级文物保护单位的13405处，其余也需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保护状况。做好文物保护大文章，除了各级党委、政府支持，还需调动多方积极性。
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这个全面加强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重要文件提出：“坚持政府主导、多元投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积极性。”
2017年起，山西省在基层文物保护部门探索实践的基础上，推出“文明守望工程”，在不改变文物所有权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企业或个人通过出资修缮、认养等方式，参与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3年来，全省88处文物古建被认养。坚持政府主导，着力健全社会参与机制，文物保护利用的动能和潜力正在释放。
缘起“四牌楼”
保护层级较低的普通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庞大，县级文物部门维护力量薄弱
曲沃县的文物认养，还得从18年前的“四牌楼”修缮说起。
这一年，曲沃县实施城镇路面拓宽工程，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四牌楼”成了一块“拦路石”。最初的方案是直接拆掉，一条马路笔直通过去。
“不能拆！”时任县文物局局长孙永和提出反对意见。最终，牌楼所在处建了一个交通转盘，“四牌楼”得以保留。
可事还没完，崭新的马路和“破破烂烂”的牌楼放在一起，反差强烈。县领导将了孙永和一军：“留是留下了，但你文物局能不能整出个样子来啊！”
孙永和何尝不想修，可修缮费用需要30万元，当时对文物局来说委实是笔巨款。
“那时县财政每年能给文物局的维护经费也就六七万元。手里钱少，得先干要紧的事。”孙永和回忆说。
经费不足，是基层文物保护部门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文物保护级别一般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由此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分级负责文物保护结构。地方财力相对有限，资金保障则从国家到省到市再到县逐级递减，呈现‘倒金字塔形’。特别是位于‘塔底’的保护层级较低的普通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庞大，县级文物部门维护力量薄弱。”山西省文物局文物管理处处长白雪冰说，1995年到2005年，山西平均每年的文物保护经费为1000万元左右，这些资金大都给了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随后，投入资金逐年增多。2006年起，中央财政对山西省文物保护的投入增加到每年3亿元，省财政增加到1.7亿元。与此同时，国家级、省级、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在不断扩容，基层文物保护单位依然“喊渴”。
如今，已经退休的孙永和送孙子上学，每次都要经过“四牌楼”。精美的木楔结构、雕纹，依然让他陶醉。修楼的往事，也不时浮现脑海。
“那时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想怎么筹钱修缮。”思来想去，孙永和找到县长：“我不要你拨款，只要发个文……”一番力陈己见，促成县里发出了捐资修缮“四牌楼”的倡议书。
全县机关干部共捐了16.5万元，孙永和又发动文物局职工筹集了近5万元，可还有近10万元的缺口。
“当时，曲沃县的民营企业已有一定规模。我就琢磨，与其在这等‘接水’解资金之渴，不如插根管子到‘井口’。”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孙永和接触了几家企业。当时很多事业蒸蒸日上的民营企业家，听说要捐款修“四牌楼”，觉得是立德立行的好事，纷纷解囊。
“民营企业家也是文物保护的重要力量，加以适当激发，就能生发不小动力。”孙永和萌生在全县开展文物认领的想法。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曲沃境内有526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列入保护序列的仅有110处，不少文物处于濒危状态。孙永和的想法，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时任曲沃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刘伟就是其中之一。
2010年下半年，县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曲沃县古建认领保护暂行办法》。此前到基层调研时，刘伟带上了不少县里的民营企业家。看着一座座明清古建年久失修，大家不胜唏嘘。有人当场表态：“我出100万元，不够再加。”
西海村龙王庙，1985年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文生记得，他年轻时蹬着自行车跑到县城外的西海村“耍水”时，龙王庙还是存放粮食的仓库。彼时，因为有人看管，龙王庙还没有后来这么破败。2011年，孙永和找到黄文生，想请他认领时，他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有这钱，干点什么不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见面就调侃黄文生，“老黄，扔了多少钱了？”
黄文生本以为投入六七十万元就够了，结果追加到300多万元。但他不后悔：“认养文物就跟领养孩子一样，不是签了字、花了钱就行了，还要陪护好。”
这次尝试，让孙永和等人摸到了“窍门”。“对有认领意愿的企业家，最好推荐距离他生活过的地方不远的文物，这样容易产生情感共鸣；推荐保护离他企业不远的文物，能更好对接企业服务社区的需求……”
文明的守望
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新机制在探索中推进
20张照片，20张合影。照片里的人越来越多，熟悉的面孔却在慢慢消失。“这一排的老伙计们都走了。”盯着这些照片，70岁的梁明志久久无语。
墙面掉皮、屋顶漏水、杂草丛生，未修缮前的成汤庙破败不堪。梁明志是绛县横东村人，对村里的成汤庙感情很深。当时，成汤庙的使用权归绛县粮食局，却无人负责维修。梁明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2000年2月，横东村地里的绿色刚冒出了头。“我找来6个人，都是关心成汤庙‘生死’的，有退休回村的老干部，也有村里的教师。”几经商讨，他们达成共识——去县粮食局要回成汤庙的使用权，重新保护起来。
那年，梁明志50岁。此后数年，他们一趟趟跑相关部门，找社会人士筹集资金，一心要保住成汤庙。
陆续筹到20万元，成汤庙得以修缮维护。这座始建于元代的古建筑，如今一椽一檐仍不失气魄。屋顶的木雕结构，令众多参观者叹服。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梁明志无法再像前些年那样为成汤庙保护奔走。让他欣慰的是，党和政府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机制，让更多像成汤庙这样的文物“活”了起来。
2017年，山西省推出“文明守望工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这份名为《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的文件坦陈：“文物自然损毁甚至灭失的危险进一步加大，文物遭破坏、盗掘的问题屡有发生，文物利用不足和利用不当并存。面对繁重的文物保护工作任务和拓展利用的实际需求，仅靠各级政府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强化政策鼓励、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十分紧迫，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认养都能被同意、认养后可以“自由发挥”。
白雪冰介绍，在事前审查认养主体上，除了登记备案，还要对个人或者企业的社会信誉、经济实力进行评估。对不能胜任文物保护利用和在文物保护过程中出现重大纰漏的要予以劝退，确保文物利用合理、适度。
事中、事后监管也不含糊。山西省2019年出台《关于加强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责成专人对已认养文物建筑进行回访，建立认养建筑维修保护评估机制，对于正在维修保护的，要加强对施工全过程的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于确实没有能力履约的，及时终止认养协议，由县文物主管部门统筹做好后续保护管理工作。
乘着“文明守望工程”东风，2018年，成汤庙被横东村以村集体名义正式认养。
“从地理上看，很多县级文保单位分布在村里。”万荣县文物局副局长沈杰伟认为，村级组织是不可忽视的文物认养实施主体。
从一县到全省，从最初的认领到如今的认养，对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认识更加深刻，机制更加健全。“文明守望工程”推行3年来，山西被认养的文物古建筑达88处。数量看似不多，但认养主体更加丰富，已从民营企业家扩大到村集体等。
万荣县北牛池村解氏家庙重修开门那天，72岁的村民解新全眼眶泛泪。重修解氏祠堂，年年都提，可一直有心无力。县文物部门主动找上门来，问村里愿不愿意认养，设计费、监理费可以补贴。
解新全和村干部发动从北牛池走出去的解姓人捐款。“3月动工，8月完工。”修缮一新的外墙上，稷楼夜月、萍池夏雨等浮雕八景别具一格。四合院内的两侧耳房已经布展完毕，解氏名人事迹通过图文形式在无声传递。
政策再完善
依法合规适度开展相应的建设或经营活动
站在浑源县县城，可以望到巍峨的恒山，悬空寺距县城也只有10分钟车程。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浑源县城散发着独有的魅力。
程锦瑞，浑源土生土长的“80后”，虽然年轻，爱好却很“古董”。原先在县城西边300平方米的门面房里，堆满了他的收藏：从当地出土的青铜器的复制品，到浑源古瓷窑的瓷具、瓷骨。
时间一长，屋子渐渐放不下他的收藏，想找一个更大的场所，却一直没有合适的地方。不知道的是，县里也在寻找一个合适的人：麻家大院重修后，需要一个既有情怀又有实力，且会保护利用的人。
程锦瑞的公司生产文化产品，免不了和文化口的人打交道。听说麻家大院在寻求认养主体，他马上找了过去。“同时和我竞争的还有几个人，但文物部门最终还是觉得我合适。”程锦瑞嘿嘿一笑。
2018年4月，麻家大院终于碰到了那个“懂它”的人。走进这个三进三出的清代古院落，屋顶虽多是较为常见的单檐硬山顶结构，但完整的东、西跨院组成了标准正方形，且保存较为完好。在这个占地3300平方米、充满历史气息的古建筑里，程锦瑞分类开辟出6个专门功能的展厅：碑拓馆、瓷器馆、青铜馆等。
如今的麻家大院，藏品和古建相映生辉。因为地处县城，又在旅游线路上，去年有数千游客造访。“很多人是慕名而来，我们不收门票，但有人气，文化产品销售也打开了新的一扇窗。”程锦瑞趁热打铁，邀请北京的文物专家来此开设讲座，山西电视台的文物类节目也在此举行。隔三差五的，县里的展览在此举办。
“不仅让麻家大院‘活’起来，还要‘火’起来。”程锦瑞最近又在和县里沟通，想整治周边的环境，建个停车场。
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文物保护，诚如山西省文物局原局长雷建国所言，“要找有情怀的人来认养”。但如何让情怀持续“保鲜”并不容易。
2019年2月15日，《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办法》施行，对不可移动文物认养的范围、程序、年限、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认养后的用途作出规定。当年6月，山西省又出台了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认养“十项政策”，“允许认养者在文物建筑周边可利用的发展用地范围内，依法合规适度开展相应的建设或经营活动”，即是其中一项。
路过“四牌楼”，穿过清代交里桥，一路东行，便是曲沃县南林交村。村口龙泉寺是一处元朝古建，62岁的文保员高福有缓缓推开门，一声拉长的“吱呀”声，仿佛带人穿越时空隧道。
这座古建筑背后，是一棵千年银杏树，数人合围才能抱住。再往后走，诗经广场、德孝园、荷花园、无邪园、唐风园……行走其中，仿佛置身于两三千年前《诗经》里的世界。
借着全域旅游的东风，曲沃县打造了16个景区、300个景点，不少被认养的古建筑不再养在深闺人未识。
最初认养南林交村的龙泉寺时，村民冯才没想到县里会投资实施山水综合体开发，“现在，不愁没人来看。”
同样没想到的，还有河津市禹王庙认养人曹占轲。禹王庙，从名字就能看出它的独特性。黄河在河津段收窄，清代时禹王庙由渡客们筹钱修建。
“花300多万元修好后，我不知道该如何利用，也没仔细想过。”随着山西省提出锻造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沿黄旅游公路逐步通车，曹占轲意识到，自己认养的这处古建，位于旅游公路必经之地，也将迎来新机遇。
共识正凝聚
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趋势不会改变，文物认养工作曙光已现
文物认养实施以来，以山西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有量来说，88处的被认养数量远不算多。与此同时，不少基层文物保护部门，也正面临新的困惑。
对于文物认养，基层文物部门认识不一：有的认为文物认养属于“看人脸色、求人办事”，动力不足；有的觉得在工业企业多、财政收入高的县区容易推行，而贫困县、农业县难度就大。
“我们现在谈认养，对象大多是指这些修复费用上百万元的古建筑。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小型的不可移动文物。如万荣县就有碑刻金石14处、牌坊4处、名人墓地34处。”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金石研究院研究员刘勇建议，“这些文物的修缮成本并不高，有的只需要日常管护。能否扩大认养范围，让更多热心人士参与？”
当前，山西各地已经出现了不少致力于文物保护的志愿者团队。但他们并非认养文物，而是更接近于为文物的日常保养提供服务。
万荣县万泉乡，背枕孤峰山，遥望中条山。“光一个万泉村，就有10处文物，唐朝城墙、烽火台遗址、文庙、飞云寺……”一席话下来，万泉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文物保护志愿者李锡堂说服记者进入群聊——一个300多人的志愿者微信群。成立志愿团队之初，他们用一周时间把文庙和学校礼堂旧址清理出来，还和附近的小学初中达成协议，定期去作文物保护宣传讲座。
也有认养者告诉记者，有关部门出台的鼓励认养的文件，在实施细则方面仍有改善空间。“我们村认养资金来自于筹款，但招标后得按照工程款交纳城市建设使用税、增值税等。认养文物，能不能按照社会捐赠的办法享受税收减免？”
山西不断完善相关引导扶持政策，拓宽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内容、方式和途径。比如，山西文保部门联合财政、税务部门等明确规定：认养文物建筑的支出，符合公益性捐赠条件的，企业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可在计算应纳所得额时扣除。针对认养人关于认养时间的顾虑，明确了其可以享有不超过20年的使用权。山西还定期举行认养古建推介活动。
“起步阶段难免碰到各种问题，但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趋势不会改变。”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赵曙光相信，目前正在推行的文物认养工作曙光已现，“就像文物，时间越久，越显示出它们的价值。”（记者 乔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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