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咖啡
C在一个时期的室友是我见过的最有规律的人。他每天早上6点半准时起床，据说原本有闹钟的帮助，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需要闹钟了。每天早上6点45分，他淋浴完毕开始煮咖啡。有时我也醒过来，听见咖啡壶呜咽，厨房飘出潮湿的青苔的味道，煮着煮着，壶开始打鼾，那就是将要煮好了，青苔将闻起来像巧克力，像汁水丰满的野果，有微微的甜香，直到那种似乎随时可以膨胀成真正的甜的味道慢慢消散下去，气球变瘦了，厨房闻起来就像咖啡。
他读法学院，和C在大学时就认识。两个人同住一个hall，因为“共同的音乐兴趣”成了朋友，如今也分享唱片收藏，一起去看演出，下雨的夜晚一起开车去城西北角的蛮荒之地取二手交易平台上订的旧唱机。三楼公寓门吱哑开启，一个浑身刺青的络腮胡男人，只穿了内裤。他们俩一个进公寓去搬唱机，“像只老鼠”，另一个撑着门，随时准备进去，随时准备离开，随时准备跑。他们终究把唱机搬了回来，如今每天早上6点45分唱机就随着咖啡响起来。7点15分法学院学生离开家去学校。
他是我见过的最有规律的人，第一号的all-american boy。他周末总去看棒球和美式足球比赛。他自己也像个美式足球运动员，棕色头发，又高又结实，人爽朗极了。他在这世上最喜欢的物事是实验音乐和噪音，不过打算去做房产律师——那是在他放弃了税法之后的事。他的祖父是一位有名的美国总统。美国总统都有名，是吗？那么不妨说，他的祖父是一位对美国意义深远的总统。他带着家喻户晓的姓，不过幸而名字不叫“小某”式的Jr.。他有永不尴尬的本领，这恐怕不只是因为他笑的时候露出世界上最白的牙，还因为他对生活中一切的事都作了极好的安排，明确的分割，从起床时间，到成为地产律师的道路。地产或是税法，严肃的选择在这两样之间作出，他不会觉得无聊吗？“多少有一点儿”。但下班后的生活里有多少美好的东西呀，音乐，棒球，咖啡。他分割他自己。而地产又多么好，又稳当，又不太难。
—— 我终于买了一台能定时的自动咖啡机。从此将不是我起身去做咖啡，而是咖啡的味道在早上叫醒我了。现在我想起这个人，C的室友。我羡慕他将自己分成格子，有些部分感受，有些部分不去感受，做应做的事，在夏天喝啤酒，在冬天喝蛋奶酒。我但愿自己能分清幻想与现实，记忆与现实，扔掉幻想和记忆，扔掉记忆里甜的东西。
2、蛋糕
有一天傍晚C到我家来。我们坐在桌子两侧，各看各的书。实际是同一本阿多诺选本，不过他到了第五章，我才第三章。到了夜里，我烤了四个chocolate lava cakes。并不是不知道可以写“巧克力熔岩蛋糕”，并不是想重复一遍，但我想写出他当时说出的hua。他说，a chocolate lava cake，他还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
我对自己曾经具有的能力惊讶。比如能读懂阿多诺，比如在夜晚能平地生波地很快烤软心的巧克力蛋糕，很香，不那么甜。当机会来到，当生活使人振奋，当人想展示和运用自己的才能时，人能做出多么好的事，多么奇怪的事。
如今我遇到一些新的人，他们对我说他们觉得美丽的话，或者他们能力范围之内的有限的话，比如，“遇到你以前我没有想过自己的生活是不足的”。多数时候我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也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在他们的生活不足时，填补他们的生活，当水位上涨，就泄洪。我做他们的补充、剩余、隐秘的的部分。这是一种代偿机制。再也没有人说，这是多么好的一天。
前阵子我回到自己读大学的地方，广播正在放Pale Blue Eyes。在路上遇到一个大学同学，他留校工作，背着手在夕阳的微薄光辉里走过去，像老了又像依旧年轻。我也像老了又像依旧年轻。
以前你说我是你遇到过的走路最快的人，和你一样快。现在为了配合别人，我走路变慢了。在不甘心的时候我会想到你。你是我记得的甜的东西。
—— 这几天我买了一只新的年轻的蛋糕。在丧失了做蛋糕的才能和工具后，冰箱的冷冻层睡着一个半岁多的巧克力小蛋糕，从意大利漂洋过海而来，解冻又再次冷冻过，像花岗岩，不像熔岩了。我会想起过去，在过去里面I’m capable, capable of this this and that that, of Marx and love and a chocolate lava cake.
3、白鲸
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过《白鲸》！莫比迪克，我以为是鲸鱼的种类，鲸鱼的名字，人名。我不想看。
你说，《白鲸》非常好。莫比迪克确实是一条鲸鱼的名字。你告诉我应该去看《白鲸》，因为几个理由。
当我说我从没有看过它，这其中没有羞愧，有洋洋自得和一丝哗众取宠。我骄傲地说没有看过，不想看，不愿意，我表示书名听起来无聊。这多么孩子气。你温柔地原谅了我，并不是原谅我的无知，而是原谅我的毫无理由的自大和炫耀，像原谅一个旋转彩虹裙摆时踩到了别人的脚、自己又撞晕在树上的小孩子。
所有的原谅都带着谴责，有些谴责让人害怕，而当你原谅我和责备我时，我只希望自己变得更好一些。我没有恐惧，没有一丝担心或害怕自己会因为这些不好而被爱得少一些。这是我回忆起这件事的原因，我回忆起它不是因为鲸鱼或孩子气，我丝毫不怀恋那孔雀般的孩子气，我也感谢你没有纵容我。我回忆起它是因为我回忆起那种完全的安全感的暖意。
这对于我，是一个很好的，爱情的时刻。
—— 我刚刚买了一支新眉笔。最近一两个月我又开始经常化妆了。可能一周会有三四次。这几周来，见到人的时候就都涂眉毛，拿一些粉去把眼睛下面涂抹好。那就是一周会有三四次。我想起一种记忆中的安全感，在那种被充分爱着的感觉里，如果化妆，是因为知道将得到称赞，不化也没什么了不起，总是仍旧会被爱，你都仍旧觉得我有吸引力，觉得我是好的。
4、过去
过去都已经过去，想起来从前像上辈子一样，看一本书叫《亚洲的戏剧》，而自己正生存其中。中国人讲“春梦无痕”，就仿佛其他梦都能够留下痕迹似的。我也是朋友所写的一位“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流连于巴黎巷战或饿狼陀，在能够看到星星的偶尔夜晚与列文心心相印怀想1812年的灿烂彗星。Google Translate与无线网竟不能传达泪水，语言之外的空间有时由表情包占领，也有时由沉默或心碎的纪念碑。一株株仙人掌闭上眼睛应对干涸。
有时我觉得自己已经老得不行，像死过一遍，像在发挥余热。我很清楚在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被爱过。
多么想要证明，多么确定自己可以。我想象一个新生活，想象自己拥有家庭的可能性，遥远，陌生。有时觉得天崩地裂，有时也接受了。我尽量对人好, in all sadness and emptiness, 我觉得我在世间走，像循环使用的矿泉水瓶。
现在我觉得，如果比较成熟和自控，如果对于生活的目标可以调和，总还是可以有还不错的关系。“还不错”，“关系”，远方的词语渐渐走到近处来，黑暗的矿井。我说服自己：你总不想自己死。邻居酒醉半夜按你的门禁毕竟让人心悸。这样子独自生活你没法半夜当即打开门和邻居谈，得等到第二天。而第二天他就忘记了，不觉得自己做过，当然不觉得还会再发生。
我这样说服着自己。尽量生活。我可以接受并不爱我的人了。接受肉类，据说动物蛋白质是人体必需的。补充omega 3。买球拍和基金，到假期，“去旅行”。我仍旧记得我最喜爱的书的开头，“我恨探险家，我讨厌旅行。”
有一次我写到你。一位朋友和我彼此了解，她这样写，
“我突然想到很久之前上文学理论课，老师说，“哀而不伤”是好的文学，讲的大概是个“度”的问题，现在觉得，好像“度”的问题，说到底大概不是技巧，而是观念的问题。爱着但也可以不得到，想念但是也就是偶尔而已了。我们的爱情大概就是如此了，无法以别的方式存在了。”
我想起多年以前我想告诉我的同学Giovanni关于中国的道理，我拼命地告诉他能动性/agency有诸多形态，其中一种形态是不作行动，有时在中国，继续此刻的生活就是一种行动，就是agency本身。他说他不明白。他问，这是消极反抗吗？我说不是，这不是消极的，这是积极活下去。他问，这是策略性的吗？我说恐怕不是。他问，这是以放弃为一种选择吗？我说不是，这种agency中并没有诸多选择构成光谱，并没有盘算和比较。其他那些选择在概念上本身是不存在的。没有放弃什么，是在忍耐现在。我想给他讲小说《活着》，但讲起来太复杂了。
后来我读到人类学家Anna Lora-Wainwright的书。她研究云南、四川等地乡村环境污染，以及在污染下患癌症的人群对疾病的认知。她说在环境污染之下，贫困人群、边缘人群、底层人口、乡村居民往往缺乏推动变革和制止污染的力量。他们没有力量，因此他们会说“我适应污染了”。但对环境恶化和空气/水污染的恐惧与焦虑，就像这些污染的危险一样并不为惯于发声的城市中产阶级所独占。只不过当城市中产阶级戴上口罩，或者移民，或者在微博上抗议，作出这些“看得见的行动”时，乡村居民和贫困人口说，“我们习惯了”。这也是一种行动，他们决心要继续自己现在的生活，不被无力、恐惧、忧虑、肺癌压倒。他们照顾自己患上肺癌的亲人，等待自己得病的那一天，并求恳上天不要让自己太早患癌。孙辈刚刚出生，还需要他们。
我想这不是绝望的政治学 (politics of despair）, 而是生存的政治学 (politics of survival)。当研究者谈到能动性，谈到行动，他们经常会忘记，人们采取行动的前提通常是因为这样一种潜在的信念，因为现实中有与这种信念相关的具体可能性： 明天将比今天好，明天将可能比今天好；采取某些行动对我的生活可能是有改善的。而对于有些人而言，并不存在那些可能性，在概念中或是在现实里。你只能继续你的生活，继续你的生活很不容易。
另一位人类学家，法国人Marc Abeles不认为“生存的政治”是一种文化，一类惯习，或者一种地方性知识。他认为这是这个星球在此时此刻的这个新世界发展出的一种新的政治。这是什么样的新世界？恐怖主义被视为一种如影随形又无影无形的威胁，你躲不开它，你只能害怕。全球变暖，前景让人恐慌，人们对未来不再是去“希冀”，而是去“预测”。人们已经丧失了那种“明天会更好”的发展型的信念。前途不可测，到处是威胁，政治的目标不再是创造更好的生活，或者维持和谐的共存了。政治的目标是尽可能存活。他说，我们需要基于此重新定义这个时代的政治行动。
我有时相信自己对Giovanni说的那些，有时怀疑它。继续我现在的生活也是一种行动吗？还是它实际上是消极的，是自我放弃？我是自愿采取了无力者的生存方式吗，或者，离开你后，我就是一个缺乏力量的人？
我仍然想念你。
—— 完 ——
题图由朱墨制作。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作家东西凭借《回响》摘得璀璨桂冠。这是广西作家首次斩获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实现茅盾文学奖零的突破。同时，他也成为为数不多的获得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双料获奖作家。
他说：“如果你张开每个毛孔时刻感知风雨雷电，就会在心灵里找到现实，在罪里找到罚，在逃避里找到责任，在猜疑中找到信任，在内疚中找到爱。生活的复杂性需要复杂的写作技术去照亮。我想我正走在这条写作的道路上。”
时至今日，那个曾经对邮递员的到来翘首以盼的青年，已经成长为文坛的参天大树，文学版图也变得愈发辽阔。当被问及，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有何感受？东西平静地说，获得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后，似乎觉得好像完成了一些任务。获奖既是幸运也是一种压力，他正面临着如何超越以往写作的个人课题。
别样的回响
翻开东西的小说，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是有一种“烟涛微茫信难求”之感。毕竟，他曾开玩笑说，“在写作的时候不要折磨我们的主人公，好作品要‘折磨’读者。”有时候作家很得意，在每部小说的十字路口设置好路标，在迷宫里给读者设置了陷阱。
东西笔下的故事，一方面以人物为起点，不断外延，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出现。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也是铺开生活面的过程，从乡村到城市，到各自的生活圈子和生活足迹，像一张大网，慢慢笼络起自己文学版图中的各种不同人生。看起来不相干的人物，阶级、生活方式、经历大相径庭，却又不是泾渭分明，通过各种潜在的关系扭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生活流。
东西的作品《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鲁迅文学奖，写的大概是一个没有声音的寂静世界。《回响》获得茅盾文学奖，是一个充满着心理层面喧哗与骚动的小说。这两部作品之间形成了一个反差，这并非东西有意为之，他也没有将二者进行互动的灵感，二者之间或许有着某种特殊的“回响”。
获奖是一次心理治疗
“多年来，自己为没能写出更好的作品而遗憾，经常为好小说害相思痛，这个奖相当于一次心理治疗，抚慰了纯文学的写作，对一个在文学道路上奔跑的人进行了维修。”早在获得华语传媒盛典“2005年度小说家”荣誉时，东西便将获奖视作是一次心理治疗。
云淡风轻的背后，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自律。东西这样自勉，“文学是一种持续终生的马拉松长跑。获奖不是终点，而是对我三十多年创作的肯定，鼓励我继续前行。”
获奖后，东西的生活变得愈发热闹，但在创作心态上，他对名气始终保持着警惕和冷静。在他看来，写作并不是为了获奖，作家大多是敏感型人格，都有不同的精神困境，获奖至少能够在精神层面给予创作者一定的鼓励和肯定。
他说，对于真正热爱写作的人而言，获奖仅仅是一个插曲，令人感到紧迫的问题是——自己还能写什么作品？怎么从这种虚荣心里挣脱出来，回归正常的写作状态？
东西坦陈，在写《后悔录》时，曾把自己当作“有点儿名气的作家”了，但最后发现，有时写出的作品“简直就是垃圾”。
此后，他每写一部作品都将自己降为初学写作者，觉得唯有如此才能认认真真去面对每一个字、每一个词语、每一个细节，把作品“写出新意来”。
不久前，他亮相抖音直播间，介绍起笔名：“这个名字很特别也很丰富，什么东奔西跑、东张西望、东成西就、东邪西毒、东边日出西边雨……”
东西幽默地说：“小说写不好的时候，一定要想个好笔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
曾几何时，一轮又一轮的新晋读者不断追问：东西是谁？东西也正在给人生和文学道路寻找出口。这位名为“东西”的作家路过了密密的山，逐渐在文坛上崭露头角。
1994年，广东作协设立青年文学院，东西和余华、韩东、陈染等8人被聘为该院的作家。面对当时已经写出《活着》的余华等作家，东西通过同侪压力倒逼自己在写作领域快速成长。
其间，他完成了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小说选刊》1996年度优秀作品奖，各种机缘巧合之下，后来又获得鲁迅文学奖。
著名作家王蒙读完这部小说后评价：“所选人物很‘绝’，立意角度更耐人寻味。余韵绕梁不绝。”
写作成为他的营养师，东西说：“它校正我、健康我、强壮我，使我从渴望被人理解变成理解别人，从渴望被人同情到同情他者。”
此后，东西开始不停地用作品来证明自己是作家，组装汉语的爱好和渴望作品发表、出版的原动力迫使着他写下去……
找到自己的坐标
资料堆满了书桌，溢洒出的茶水浸湿了纸页的一角，恍惚间，精神放空，东西又回到了儿时的门前。
站在门口往远处看，环顾四周是一浪一浪排向远方的山脉。夕阳西下，山脊上的落日宛如生的鸡蛋黄，慢慢地沉下去，黑夜便漫了过来。在东西还不知道何谓审美的时候，就已经被这种景象所震撼。
除了作为视觉，故乡同样还是一种感觉。东西回忆，“像大自然那种地底下蒸腾起的热气，风声，雨水曾经把我浇透过无数次。泥土那种芳香、虫鸣、鸟唱都曾是我置身其间的。”
1994年，28岁的东西到了湘西沈从文的故乡，在那里，他立志做一个用文字去表现家乡之美的“那一个”。
多年以前，东西还是一个孩童时，并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作品，但他站在大山之巅想象目光愈拉愈长的行为，却与今天的文学创作不谋而合。
东西曾给青年作家这样一则建议，不仅要找到文学史的坐标，还要找到地理的坐标。
找到文学史的坐标，能够明晰文学的发展状况，知道自身写作处于何种位置，有一个参照。而找到地理坐标，则是指一个作家要知道自己的根系所在。
1997年，东西利用业余时间，在一间陋室里唱着《国际歌》进行《耳光响亮》的创作。那时，他自认为就像崔健的一首歌名——《一无所有》。“在写作上我也认为自己一无所有，于是常听一些摇滚乐舒缓情绪。
但是，还有故乡。从故乡的窄门进入，东西发现了文学世界的别有洞天。
对很多作家而言，故乡都是他们出发的起点，最终又成为情感落脚的终点。东西也不例外，故乡成为他作品中的“座上宾”——《篡改的命》中有关于乡村的故事，《回响》中的民工形象都源于他的家乡。
青年时代的审美趣味对其今后的人生，是底色般的存在。写作初期的东西，笔下流动的是视野能及。但是，人是在不断发展的，有时必须摆脱童年的影响。
伴随着《没有语言的生活》《目光愈拉愈长》《天空划过一道白线》《篡改的命》等作品的面世，东西深感所积蓄的乡村资源耗得差不多了。
东西曾有过建立文学根据地的雄心壮志，也曾以乡土的代言人自居，可是一个一年只回乡几天的人，还有为乡土代言的资格吗？他的内心曾充满疑惑。
离开故乡几十年之后，东西发现乡土的巨变已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更不是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于是故乡逐渐成为他心目中的一种象征和符号。
伴随着阅历的丰富，东西的作品逐渐呈现出一种植根乡土、放眼世界的质地，他开始扩展故乡，对故乡进行艺术化改造。
东西的艺术追求执着而坚定，如西西弗斯一般，循环往复求索，增删添漏，无止无息。
世界文学试验场的“回响”
家乡和生活是现实，阅读则是远方的“别处风景”，现实和远方共同构成了一个作家的写作性格。
“写作不仅是技术问题，还包括你的历练，包含你的命运以及由命运刺激而成的思想，仿佛煲汤，得用文火慢慢熬。”东西做过教师、新闻干事、秘书、记者、编辑等多种工作，回望人生经历，他发现自己写过新闻、报告文学、歌词和剧本，最后都与写小说有关。
写作性格的形成还要和作家的阅读、写作观与世界观勾兑。
东西认为，人的经历有限，经典作品能够给心灵以撞击，并为创作带来灵感。写《回响》时，他曾对《红与黑》《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等经典名作进行重读，并从中读到心理共鸣。
十多年前，东西就想写一部关于情感推理的长篇，但迟迟没有动笔。怎么写出新意，让他颇费思量。一天早上，他在刷牙的时候突发灵感：设计一个女警察的人物形象，让她像侦破案件一样侦破爱情，但是她能侦破刑事案件却无法侦破情感。因为，心灵比天空还要浩瀚。
2017年下半年，东西开始动笔写《回响》，单是开头就历时2年。写作之艰难，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对故事中涉及的深层次推理和心理领域，还比较陌生。小说定稿时间是2021年3月3日，前后整整花了将近4年时间。
回响，意指“心灵是现实的回声”，《回响》面世后带来巨大的回响。
茅盾文学奖颁奖词称《回响》“以富于认识和表现能力的艺术形式，探索当代城市生活的精神状况”。创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东西觉得结构和“回响”的主题特别吻合。小说中，与追凶破案并置的另一条线索是女警官冉咚咚对丈夫慕达夫是否情感不忠的侦查，案件线索和心理线索在作品中交织缠绕。
东西希望能在读者中间产生“回响”——“我写了30多年的严肃文学，写作多少有点陷入程式化，想实现一些突破，给自己一些新的刺激。另外，这些年严肃文学的读者开始变少，我希望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关注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东西与山东也有过一些令人难忘的“回响”。日前，东西参加了在青岛举办的中国网络视听精品创作峰会，与爱奇艺副总裁陈潇和导演冯小刚对谈精品剧《回响》的创作与创新。
山东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令他印象深刻，青年时期便读过莫言、张炜、尤凤伟、矫健等作家的作品，他表示有机会还会再来山东。
“我的写作性格里有创新强迫症”
在丰富而辽阔的现实世界，一部小说不过是几个生活片段，几段时空，几个人物，这些散落的人生，随着时间落幕终止。乡村与城市、心灵与现实在作家东西的笔下，打散了再集聚，集聚了再遗失。
1998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够被著名作家王蒙所注意，就是因为其创新性。自此，东西不断寻求新的突破，甚至感慨“我的写作性格里面有创新强迫症”。
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从1997年的《耳光响亮》到2005年的《后悔录》，从2015年的《篡改的命》，再到2021年的《回响》。东西的每一部作品都能激起读者的兴趣，但他似乎并不是一位要求自己“高产”的作家。
东西在《篡改的命》后记里说：“我喜欢十年一部长篇小说的节奏，原因是我需要这么一个时段，让上一部长篇小说得以生长，而不想在它出生后不久，就用自己的新长篇把它淹没。”
他的先锋是内在的、骨子里的。评论家谢有顺认为，东西的先锋品质，有必要重新强调和确认。多年来，东西一直探索着严肃文学更多的表达方式，他的每部小说都有核心切入点。
《耳光响亮》尝试开篇即惊艳。当时的中国作家都在学习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叙述，喜欢用“多少年之后”这样的句子开头，但东西不用这样的开头，他让人物倒着走，走了20年，回到1976年，小说由此开始。中间用了很多夸张的、漫画式的、荒诞的手法。
有人评价东西的写作是“伦理其表，哲理其实”，亦称他把心理问题扩展为伦理问题，并把伦理问题上升到哲学的境界。
东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纯文学与类型文学之间的缝隙中找到了叙述的兴奋点，建构敞开的审美机制，让辽远深微的精神意蕴得以寄生，令哲学的深邃洞穿了文学，这种特质在《回响》中格外明显，东西希望借类型小说之“壳”，行纯文学之“实”。
谈及之后的创作计划，东西透露，在写作《回响》时完成了一次自我认知，发现了好些自己过去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这是一个深广的领域，值得好好探索。他的下一部长篇将会在这方面拓展，会有崭新的写法。
因为热爱，东西选择继续在文学道路上跋涉，当文学的光荣与梦想，融入血脉与灵魂，相信他终会找到文字的安放之地。正如别林斯基在《文学的幻想》中说的那样：“我开始于祝福，而终于哀悼。”
相信每当新作问世，东西与作家同行、读者以及批评家的“回响”便不曾停止，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道路上必定也会余音绕梁。（刘兰慧）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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