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朝统治268年,满汉关系始终是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线索的演变,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朝的兴衰,而且对近代中国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本文将海内外研究分为四个部分加以综述。第一部分是基础研究,梳理研究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包括三个主题:清入关前的满汉关系研究、以八旗制度为中心的满汉关系研究、鸦片战争至辛亥时期的满汉关系研究,附带介绍民国时期满汉关系研究。为推进这项研究,结语从研究时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史料挖掘、概念澄清等六个方面略陈己见。
关键词：清代; 八旗; 满汉关系; 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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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萌.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综述[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3(2):5-24.
作者简介
刘小萌,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吉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聘教授,研究方向:清史、满学。
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定鼎中原。当时，满人人口不过数十万，汉人人口约有１亿。有清一代（1644—1911年），满人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特权，但在文化上却不能不为中华文化所陶融。这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壮大的基本原因。考察清代满汉关系的演变，不仅对清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深刻理解中国民族史、民族关系史，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也有意义。
一、基础研究
满汉关系作为清史、满族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已有百余年历史。溯其缘起,首先应提到三位开山巨擘——稻叶君山、萧一山及孟森。
1914年,日本出版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该书是清亡后第一部完整的清史著作。翌年,又有《满洲发达史》问世。
萧一山《清代通史》是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清代通史。1923年上卷出版,1963年全部三卷出齐。萧一山视清代为“近世”,并把“民族革命史观”作为中国近代史之主线与中心,将其划分为三期:第一期“反清运动”,革命对象是“满清”;第二期“革新运动”、第三期“国民革命”,革命对象都是帝国主义,而自抗战始,则变成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史观的提出,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旋律环环相扣,带有鲜明的政治烙印。其局限有三,一是把汉族反对满族统治者的“革命斗争”作为清代近三百年主线,对清朝史的概括失之偏颇;二是把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活动说成是“种族斗争”,并未脱离“驱逐鞑虏”口号的窠臼;三是把中国内部的民族矛盾与外部列强入侵的矛盾混为一谈。今日学术界对清朝史的评价,早已超乎萧氏史观。主流观点认为,清朝确有民族压迫的一面,但对其历史的贡献、丰富的遗产也不应低估:一是广阔疆域与“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二是多元一体格局下中华民族的壮大发展,三是以中华民族为载体的灿烂文化。这些遗产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萧一山《清代通史》鸿篇巨制,内容丰富,对了解清代满汉关系之缘起与演变,仍有参考价值。
孟森早年留学日本,攻习法政。宣统年间任江苏省咨议局议员,民国初年从政,随即转向学术研究。1929年起,相继就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史论著陆续出版,代表作有《清朝前纪》《心史丛刊》《清朝开国史讲义》《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今人辑有《明清史论著集刊》《孟森政论文集刊》《孟森遗稿汇刊》《孟心史日记》等。如谓萧一山开创清史研究风气在先,则孟森当居第一代清史学者之首席。民国初期,朝野人士不乏对逊清的丑诋,孟森则反对“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认为清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才,皆有可观。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他提出的史学不应为“革命”所累,应秉持客观立场,迄今仍是不易之论。
此后,清史、满族史著述相继问世。研究清史的大家首推郑天挺,代表作为《探微集》。王锺翰师的清史“五考”——《清史杂考》(1957年)、《清史新考》(1990年)、《清史续考》(1993年)、《清史余考》(2001年)、《清史补考》(2004年),将专题研究引向深入。锺翰师作为研究清史、满族史的泰斗,治学特点在中国学者中颇具代表性。一是从满族史角度研究清史,二是高度重视史料搜集与整理,三是以实证研究见长。锺翰师重视满文文献的利用,认为这是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他注重对满汉关系的研究,对八旗内部满蒙汉等民族成分的融合、汉人“满化”与满人“汉化”、内务府官庄与壮丁、旗地私有化及领主制经济向租佃制转型、“国语骑射”政策的提倡与破产诸问题,均有精辟论述。他先后主编《满族简史》(1979年)、《中国民族史》(1994年)、《中国民族史概要》(2004年)。他的史观,一向立足“大中华”(中华民族)立场,研究清代满汉关系,既说明民族压迫的一面,又强调相互融合的一面,并把这视作满汉关系的主流。
20世纪80年代,清代满汉关系研究领域焕发勃勃生机,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限于篇幅,不再赘述。2003年,阎崇年主编出版《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为梳理百年来满学研究发展脉络提供了比较全面的依据。书中除介绍中国学者论著外,对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蒙古国等国学者在历史、文化、语言、文献等方面的著述,均有提要。而在总计858个条目中,专门研讨清代满汉关系的著述寥寥无几,说明该项研究仍相对滞后。
2005年,由笔者主持,将“晚清满汉关系研究”作为一项集体项目,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从理清晚清满汉关系的基本线索入手,对清朝衰亡的原因和背景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2011年,论文集《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出版,内容围绕满汉关系的不同侧面(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展开,既有对历史事件、现象、制度、人物的考察,也有对满文文本(档案、碑文、日记、辞书、子弟书)的研究,以及对基本概念(满族、满洲、旗人、旗族、汉军、汉人、领域性)或旗人意识、多元认同等问题的探讨。
中国台湾学者赖惠敏著有《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但问旗民——清代的法律与社会》、《清代的皇权与世家》、《乾隆皇帝的荷包》。其研究关涉满汉关系,以对清代档案的搜剔爬梳与数量统计方法相结合见长。
日本在研究满族史和满汉关系史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从20世纪初白鸟库吉、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稻叶岩吉,迄今代有传人,涌现出和田清、三田村泰助、安部健夫、周藤吉之、阿南惟敬、神田信夫、松村润、河内良弘、细谷良夫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他们的研究,长期以清初史和八旗史为龙头,在相关的满族史、蒙古史、北方民族史、东北地方史、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均有力作行世。日本学者的研究特色:一是重视满文档案的利用,二是注重满族史与八旗史研究相结合,三是重视田野调查和史料调查的结合。神田信夫《清朝史论考》、《满学五十年》,松村润《明清史论考》,以及研究集体的三部论文集《清代中国的诸问题》《松村润先生古稀纪念清代史论丛》《清朝史研究的新地平线》,反映了日本学者研究清史、满族史的学术动向和前沿。
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学者参与下,日本学者对东北三省的清朝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一历时多年的考察成果,收入细谷良夫主编的《中国东北部的清朝史迹》。自2001年以来,笔者与细谷良夫长期合作,对全国各地原八旗驻防地及满族聚居地的历史现状开展了全面调查。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开展初步研究。2020年,笔者与细谷教授的一部分调查报告分别在中、日两国结集出版。
史料调查是日本学者颇具特色的一项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为从整体掌握中国所藏清史档案状况,并把档案作为进一步开展清朝史研究的基础,在细谷良夫主持下完成了大型课题“清朝国家形成时期诸史料的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细谷良夫主持“中华帝国的成立——18世纪狩猎、畜牧、农耕文化圈的接触与融合”大型研究课题,指导思想是:清朝即“中华世界”,是以狩猎社会为基干的满洲文化与畜牧社会的蒙古文化、农耕社会的汉文化相融合的社会。八旗组织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本身就融合了满、蒙古、汉多元文化;乾隆年间《钦定五体清文鉴》——即以满洲语、蒙古语、汉语、藏语、维吾尔语对译的大型辞书——的编纂,更是这一融汇多元文化的“中华世界”发展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学者对中国、美国、俄国等地收藏的清朝史料进行了广泛调查,并展开专题研究。
日本史学与中国史学都具有注重实证性研究的传统。与中日研究相比,宏观的理论思考和观点创新则是西方学者所擅长。美国历史学家魏裴德(Frederic E.Wakeman.Jr)的《洪业——清朝开国史》围绕明清易代过程,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方面作了总体性透视与剖析[24]。伊芙林·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又译罗斯基)于1996年发表《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反驳何炳棣1967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对汉化的强调,由此又引发后者发表《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回应》。这两篇文章被视为美国“新清史”出现的重要标志。随着美国学术界对清史研究的升温,出版了伊芙林·罗友枝《清代皇廷社会史》,柯娇燕(Pamela K.Crossley)《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透明之镜:清朝皇族的观念》,埃德伍德·路斯(陆康乐)(Edward J.M.Rhoads)《满与汉: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民族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马克·欧立德(Mark C.Elliott)《满洲之道:清朝的八旗制度与民族认同》等一批著作。欧立德还在中文刊物上发表了《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等文,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概括。柯娇燕多次强调自己的观点不属于“新清史”,并阐述了与“新清史”的观点分歧。然而中国学者所关注的,其实并非她的研究与“新清史”的分歧,而是他们在文化背景、学术立场、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乃至基本观点的契合。2010年,笔者发表《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一文,对“新清史”已有评价,目前来看,观点依旧有效,不再重复。
华人学者黄培所著《满人的再定位:一项汉化的研究(1583—1795年)》,被认为是对何炳棣观点的支持。作者多角度考察满人汉化的背景、途径、形式、影响,认为满人汉化(Sinicization)始于努尔哈赤,至乾隆年间臻于高峰。蔡伟杰评价该书是“目前对满人汉化议题涉及层面最广的研究成果”,但认为“其分析不足以回答满人汉化的细部问题”。中国台湾学者汪荣祖、林冠群主编的论文集《民族认同与文化融合》《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收录陶晋生、王成勉、雷家骥、萧启庆、陈捷先、甘德星等人论文15篇。前者重点探讨民族认同问题,后者重点放在汉化议题上。议题包括中国历史上胡人汉化、汉人胡化的普遍性,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特征等。汪荣祖援用陈寅恪的种族与文化两问题乃“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的观点,进而强调“这两个问题其实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蓝美华主编《汉人在边疆》,收录张广达、王明珂、陈熙远、林士铉、吴启讷、陈又新等人论文11篇,以“文化书写与民族互动”为主题,考察汉人在边疆的活动及其记录,并研讨清廷与边陲族群的关系问题。郭成康《也谈满族汉化》,摆脱“满族汉化”的传统叙事,着重从康、乾诸帝在满汉文化交流与互动过程中所体现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入手,阐明清统治者在成功维护本族个性的同时,也给清朝统治打上了有别于历代王朝的鲜明烙印。
“民族身份认同”是清史、满族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柯娇燕、路康乐、欧立德均强调“满洲性”在清朝的作用,但他们对满洲民族认同的发展时段、满汉关系交互作用、满洲民族性等问题的观点并不一致。柯娇燕《孤军——满洲三代家族与清世界之灭亡》,以清朝兴衰为大背景,通过对满洲军功贵族、开国五大臣之一费英东的后裔,苏完瓜尔佳氏观成、凤瑞、金梁三代家族的动态考察,探讨清朝灭亡的历史结局。她认为:满族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特征;民族认同有多种因素,主要不是语言,也不是地域,而是民族意识。柯娇燕《半透明的镜子:清代帝制意识形态下的历史与认同》,从民族认同角度出发,考察自入关前至20世纪清朝统治者在不同时期构建身份和认同的演变。欧立德《外来居民:满洲人在中国之经历,1644—1760》认为,八旗制度是统一满人、定义满人身份的主要体制。
在民族认同问题上,一些华人学者与前述学者的观点多有异议。但多年以来,国内一些学者在追捧“新清史”之余,对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鲜少关注。邵丹对晚清东北旗人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很具启发意义。《故土与边疆:满洲民族与国家认同里的东北》一文从满族角度探讨边疆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族群领域性(territoriality)的再定义与其身份(identity)的重塑是如何互动关联的。作者对族群领域性、身份、民族、族界等概念作了界定,指出东北地区旗民关系(满汉关系)与中原内地存在诸多差异,并深入考察了清末民初满族故土认知的变化与其对族(国)的多元再定义过程。
法国学者陆康(Luca Gabbiani)《“旗人也,汉人也”:满洲人升寅(1762—1834)与其青年时期的生活经验》一文,依据家谱史料,对历仕三朝(乾、嘉、道)的满洲重臣升寅的家世、成长环境、科举仕途进行考察,认为升寅虽具有“天然的”满人和旗人身份,但其成长却是在主流文化——汉文化塑造下完成的。因此,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渐进性的满汉文化与身份合成之过程。这就决定了他的认同并不完全符合传统上对“满洲人”“旗人”或者“汉人”的定义,实际是三种认同的融合体。这一研究以小见大,颇具启迪。张永江《升允考论》,对清末政坛重要人物、蒙古旗人升允的政治态度、立场进行解读,重点探讨多元认同问题,认为升允作为一个被满人征服的蒙古人后裔,却成为坚定维护征服民族的清廷忠臣,主要是基于心底的文化认同和对国家(清朝)的政治认同。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对这一认同形成发展的过程与特点进行了系统考察与分析,认为它与满人自身的族群认同并不矛盾,但处于不同层次;清朝将更为广阔地区的“非汉人”族群彻底陶铸成“中国人”,是其统治具有鲜明“中国特性”的体现。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将传统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对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内涵,作了深入系统的考察和阐释。
如何理解清朝的性质与满洲人统治的特点,也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欧立德运用族群理论阐释满洲人的特质及其对中国的统治。他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将其统治保持近300年之久,取决于满洲人对中国政治传统的适应能力及保持其自身特殊素质的能力这两个方面,满洲精英集团依靠八旗组织成功地维持了本民族的一致性和民族认同意识。日本学术界关于清朝国家性质和特点的探讨经久不衰。有观点认为,清朝是从努尔哈赤时期的“满洲国家”,到皇太极时期的“满蒙汉三族的联合国家”,再到18世纪形成具有“征服王朝”“多民族国家”性质的大帝国。还有观点认为,清朝是承袭明朝的“中华帝国”,即“最后的中国王朝”。石桥崇雄认为,上述两说均不充分,并提出:入关前后金(清)政权内部满、蒙、汉人的联合,是入关后清朝统治结构的雏形;1636年皇太极即皇帝位并非简单“中国化”(汉化)的体现,而是统合多元世界的大元帝国意识的反映。杉山清彦主张克服单线王朝史、民族史的缺陷,从世界史角度考察“大清帝国”的形成及与八旗制度的关系,进而揭示清朝的性质与特征。
2021年春,《清史研究》编辑部就清朝国家性质问题组织专题研讨,随即发表郭成康、杜家骥、常建华和笔者的一组文章,反映了中国学者关于该问题的思考。笔者以八旗人口问题为切入点,探讨八旗制度的变化及其对满汉关系的影响,指出探讨清朝国家性质问题,应联系满族自身的发展(如满族社会性质变迁、八旗制度变化等);不应只强调“满洲特色”,而忽略“中华(中国)特色”;清朝肇建,除了“满洲特色”,已带有“中华特色”;清朝的发展壮大,就是“满洲特色”不断消退,“中华特色”不断增强的过程;探讨清朝国家性质,既要肯定清朝为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的重要贡献,也要正视其统治者恪守“首崇满洲”祖训所造成的消极后果。这是清朝“满洲特色”中保守性最强、维持时间最久、危害程度最烈者,也是导致其最终覆灭的主要原因。
二、清入关前满汉关系研究
满族先世称女真。16世纪末,女真崛起于辽东。1616年,努尔哈赤(清太祖)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皇太极(清太宗)在位,改国号为大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定鼎北京。清入关前的历史构成了清代满汉关系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明代,辽东女真人与汉人已有密切交往,并实现了大范围杂居。奇文瑛《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以辽东和京畿地区卫所达官为中心》,对上述现象进行了系统考察。张鸿翔《明代各民族人士入仕中原考》,研究明朝与女真诸部政治关系,依据167种典籍,钩稽入仕中原各民族人士,是一部功力深厚的佳作。关于女真人与汉人关系研究,还应参考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研究》、江嶋寿雄《明代清初的女直史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贾敬颜《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等。
赵志强依据《旧满洲档》,对清太祖时期女真人与汉人关系由和平相处到转向对立、冲突的过程与背景,作了多角度分析,认为女真人在与汉人发生严重冲突的同时,并未放缓吸取汉文化的步伐;“清承明制”,实肇于清太祖时期。楠木贤道考察了皇太极从中华王朝(中华世界的皇帝)导入的两项礼仪——祭天仪式、祖先祭祀,认为皇太极在导入中华王朝礼仪的同时,并未摒弃满族传统仪式,两者的关系是独立并存而非融合。谷井阳子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清朝入关前汉人官僚对政治的影响,即努尔哈赤时代汉官的作用、皇太极对汉官的方针、汉官对入关前政治的影响,认为汉官对清朝的发展和制度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政治影响不可低估。杉山清彦指出,清代满汉关系有两层内容:一是旗人与民人关系,二是八旗内部满汉关系。其中,汉军旗人因兼有汉人与旗人的双重身份尤其值得研究。作者以汉军世家为对象,就其归附、入旗、任官等情况分别加以考察,并从编佐领(授世职)、入侍内廷、被赐满名、与满人通婚、兼通满汉诸方面,揭示其“满洲化”进程。他还指出,“汉化”女真人加入汉军,是辽东地区女真、汉人长期杂居、密切交往的结果。他们熟悉汉地风土民情,又对后金(清朝)忠贞不渝,因此成为汉军中坚。不仅如此,在推动满洲政权向“中国王朝”转型进程中,他们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张建《清入关前步兵研究》否定了长期以来将火器视作区别八旗内部族群标志的观点。他指出,除了汉军,火器兵在满蒙八旗中,同样是不可替代的兵种。这对了解八旗内部兵种与族群关系,自有其价值。
努尔哈赤建立政权,沿用与宋对峙的金国名号,称“大金”,也称后金,借以与前代金国相区别。皇太极即位初,并不讳言“大金”与女真称名。在位十年,始废除大金国号,改用大清。对于清号来源,清朝官书没有解释,长期以来,学术界有种种推测,迄无定论。一般认为,皇太极之所以改定国号,一是因为历史上金国与汉人仇怨很深,弃此国号可减少汉人敌意;二是金朝女真最多只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皇太极要建立的则是一统天下的政权。但无论如何诠释,都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影响。
李光涛、李学智编著《明清档案存真选辑》(1—3集)。李光涛《明清史论集》主要考察满汉早期关系。黄彰健《明清史研究丛稿》重点虽在明史,但其中《论满文nikan这个字的含义》一文,对满文“nikan”(尼堪即汉人之意)的多种汉文对译及含义加以梳理。陈捷先对清前期满文文献的研究成就突出,论文结集为《清史论集》。陈文石致力于研讨满人入关前后的社会状况和政治运作方式,结集为《明清政治社会史稿》。刘家驹的论文《清初汉军八旗的肇建》《顺治年间的逃人问题》和专著《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等,均足资参考。庄吉发在满文文献、萨满教、秘密社会研究方面均有建树,《清史论集》30册(1997—2019年)是其多年发表论文的结集。
三、以八旗制度为中心的满汉关系研究
清朝以八旗制度管理旗人,以州县制度管理民人。旗人的核心是满人,民人的主体是汉人。这就决定了学术界研究满汉关系史,始终离不开对八旗制度的考察。迄今为止,满汉关系史研究的重心,依旧是以八旗制度为中心展开的。孟森说过:“自清入中国二百六十七年有余,中国之人无有能言八旗真相者。”由于八旗之事牵涉内廷,官书大多“抹杀实状”,而“私家更无述满洲国本事者”,以致这方面的研究颇难措手。孟森所撰《八旗制度考实》,迄今仍为研究八旗制度的基础。此后,经学术界几代人努力,已形成一系列成果。
(一)八旗内部满汉关系
细谷良夫的研究重点是八旗制度。《八旗审丁户口册的成立及背景》《清朝中期八旗户籍法的变革》对八旗户籍制度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笔者《八旗户籍中的旗下人诸名称考释》《关于清代八旗中“开户人”的身份问题》《试析旗下开户与出旗为民》等文,通过对满汉文档案的比对,对八旗户籍诸名称加以考释,明确旗人的身份差异、地位变动,以及在乾隆年间“出旗为民”背景下开户人、另记档案人等向民间的流动。八旗户籍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满汉族别联系在一起的,即正身旗人阶层包括满洲、蒙古、汉军,而开户人、户下人、另记档案人阶层基本为汉人。此项研究,对探求八旗内外满汉关系也有价值。
八旗内部向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别,不可一概而论。傅克东、陈佳华《八旗制度中的满蒙汉关系》指出:八旗制度中的满洲、蒙古、汉军,无论在同一旗分、或不同旗分中,都有改旗和抬旗等互相穿插流动的现象。所以,八旗组织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共同体。这些不同民族成员在八旗制度陶融下共性不断增加,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心理状态等方面日趋一致。八旗制度中的满蒙汉关系基本是融洽的。
关于八旗汉军,早期研究有浦廉一的《关于汉军(乌真超哈)》。浦氏还提到,辛亥革命时革命军发布《敬告汉军及包衣旗人文》,说明革命党人意识到汉军与满蒙旗人的区别并对前者极力争取。阿南惟敬《汉军八旗成立的研究》,陈佳华、傅克东《八旗汉军考略》,均研究八旗汉军的创设。同样是关注八旗汉军,但学者的角度大相异趣,王锺翰师是从满族形成角度研究的,浦廉一、楢木野宣是把汉军作为汉人的一部分加以考察,细谷良夫则从满汉关系角度展开探讨。
细谷良夫《乌真超哈(八旗汉军)的固山(旗)》一文,探讨清初八旗汉军形成过程。《清朝中期八旗汉军的再编成》考察了雍正年间汉军佐领均齐化政策,认为这是削弱诸王权力、确立皇权,将八旗改革为官僚组织的措施;汉军旗人在清朝和汉人社会之间充当着中介者角色。细谷良夫长期研究三藩问题,重点为平南王尚可喜家族,以此为切入点,深入考察跻身满洲政权的汉人藩王状况。杉山清彦《大清帝国的形成和八旗制》以八旗制度为中心,从国际化的视角,研究清帝国的形成、发展、性质及特点。其中第七章《“华夷”杂居与“满洲化”的诸相》,重点研究清初满汉关系,包括“‘汉化’诸申与满洲人”“清初汉军旗人的诸相”“满蒙汉韩(朝鲜人)的混住与统摄”“‘华夷杂居’与‘满洲化’‘中国化’”等专题。
绵贯哲郎对八旗汉军问题的研究亦有推进。他认为汉军兼有旗人和汉人的二重性,以旧汉人代表佟氏(佟养性、佟图赖)、石氏(石廷柱)、李氏(李永芳)为对象,说明旧汉人的通婚关系是建立在与旗主的主从关系上。《关于入关后编立的八旗汉军佐领》就清朝定鼎后汉军中“投诚入旗者”的特点进行考察。《正白旗汉军一等延恩侯朱氏的封爵》一文研究康雍年间清廷寻访明朝宗室后裔并封以八旗爵位的背景、目的、过程,表明清统治者笼络被征服汉人的一种政治姿态。
内务府旗人是旗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祁美琴《清代内务府》(1998年)、《清代包衣旗人研究》(2019年)对内务府旗人的构成、来源、身份等问题做了系统研究⑩。笔者依据《清皇宫内务府奏销档》《盛京黑图档》等满文档案,对内务府所属“三藩汉人”的来源、构成、经历、归宿等具体问题,也有研讨。关于内务府世家的研究,则以王锺翰师为轫始。
(二)旗民之间满汉关系
清朝在军事上有两大支柱——八旗和绿营,其内部由不同民族按照一定规制编组。清制,旗人可任职于绿营,反之,民人(汉人)则不得任职于旗营。这是清统治者通过旗人掌控汉人绿营的重要手段。杜家骥《清代八旗人选任绿营官制度考察》,对清代选官制度中的旗人选任绿营官现象进行考察。清代满汉官员实行分缺制。楢木野宣研究清代满汉官员的任用问题,而后结集为《清代重要职官的研究——满汉并用的全貌》。定宜庄、邱源媛《旗民与满汉之间:清代“随旗人”初探》,对介乎旗、民与满、汉之间的特殊群体“随旗人”进行考察,认为在畿辅庄园壮丁中存在着大批“随旗人”。其独特的生产组织、生产方式、社会身份及价值观念,既不同于传统汉族农民,也与普通旗人相异。
清朝实行“首崇满洲”政策,并从法律上制定维护旗人(首先是满人)特权的规定。关于满汉法律关系及满人法律特权问题,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瞿同祖指出,《大清律例》虽同样适用于满人汉人,但也有专为满人而设的专条;郑秦认为,旗人法律特权并非独立于国家法律(“大清律”)之外,而是构成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苏钦、林乾、胡祥雨考察了旗人换刑特权的缘起、形成、削弱乃至废除;胡祥雨还指出,旗人特权的削弱,是清代法律常规化的重要表现;陈兆肆以满洲刑罚“断脚筋刑”为切入点,透视满汉刑法逐渐趋于“一体化”的过程;郑小悠研究刑部满汉官员权力结构、变化及对案件审理的影响。笔者基于对刑科题本旗民命案的考察,重点揭示旗人法律特权的有限性和不断削弱趋势,以期更加全面并动态地评估清代旗民(满汉)法律关系。
研究满汉关系,离不开对婚姻关系的考察。清代满汉通婚的最高形式当属皇帝娶汉人女子为嫔妃。郑天挺《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一文,从婚嫁等方面,考察清初满人礼俗的特点、变化及与汉文化关系,认为:清初几种礼俗,有的强汉人仿效,有的禁汉人从同,有的潜移默化与汉人趋于一致,而大体均有所变革。这种变革不是由于政令的强制,而是文化的调融。郑天挺《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一文,以皇室为例,揭明满汉间血缘交融的事实。细谷良夫对雍正年间镶黄旗包衣陈镤一族因纯裕勤太妃的关系而抬入镶黄旗满洲一事进行考证,为了解内务府汉姓人的“满洲化”提供了生动个案。杜家骥就乾隆帝生母及其汉人血统问题加以考订,认为其生母钮祜禄氏(崇庆皇太后),乃京畿宝坻县汉人彭氏所生之女。她的生父满人凌住及上辈有汉人血分,因而她的汉人血分较多。她与雍亲王胤禛所生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也有汉人血分,且其汉人血分稍多于满人血分,实际是满汉蒙混血。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对康熙帝汉人妃嫔有开拓性研究。黄一农,毛立平、沈欣及笔者等人关于清皇帝与汉人嫔妃问题亦有研讨。
中国学者金启孮、刘景宪、佟永功、关嘉禄、季永海、瀛生、赵志强、吴元丰等学者,均就满汉语言的关系作过专题研究。关于满语对汉语的影响,瀛生在探讨北京话来源时指出:现代北京话的形成,源头可追溯到唐代,降及清初,大批八旗官兵入关,其中的汉军旗人将他们所操的辽东话带入北京,与明代北京话融合,形成清代早期北京话。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充分肯定满语对汉语的影响,认为清代旗人大部分居住在北京内城,而原居内城的汉人被迁往外城(南城)。“这样一来,旗人们所使用的中国语(按,指汉语),作为标准语占据了主导地位。北京话的规范就是旗人们使用的中国语。”清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满族语言对中国语言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陈晓进一步阐述说:现今的北京话是我国汉语方言和地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支,它与清代以来旗人语言文化与汉人语言文化的彼此交融有直接关系。往前追溯,旗人与汉人语言文化的接触与交融在入关前已十分深刻。
(三)不同地域满汉关系
清代旗人社会,依其地域、职能之异同,可大体分为京师禁旅、直省驻防、东北驻防三部分。三部分旗人在社会生活、经济文化、人员构成、与汉人关系等方面,均各具特色。
1.京师旗人社会。京师是旗人最大的聚居地,也是旗民两元体制的集中体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阎崇年主编《满学研究》1—8辑,使这一研究具有了鲜明地域特色。金启孮是研究女真学、满学的著名学者,作为皇室族裔,既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又熟通满洲文化,所撰《满族的历史与生活》《漠南集》《沈水集》《北京郊区的满族》《北京城区的满族》,内容翔实生动,对了解京城等地满汉关系具有独特价值。200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收录文章38篇,内容包括北京满族综述、家世与人物、社团组织、生活习俗、文化艺术、史料拾零和满族聚居区等部分。
周藤吉之对东北旗地的源流演变进行了深入研究,后转向畿辅旗地研究,内容涉及旗地构成、演变、租佃关系,成果收入《清代东亚史研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满汉两族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村松祐次《关于旗地的〈取租册档〉和〈差银册档〉》,重点研究京畿旗地关系。细谷良夫关于雍乾年间八旗米局的研究,就商品经济对八旗俸饷制的影响进行探讨。中见立夫有关蒙古旗人松筠《百二老人语录》的研究,对了解清代中期北京满汉关系也有一定价值。
常书红认为,清统治者实施“旗、民分治”政策,在旗人民人的居住、交产、婚姻、司法、职业、教育,以及社会控制等各方面构筑了严密的藩篱和经界。然而,各地旗、民一体化进程却在分治中日渐加速。这一趋势在聚居八旗人口近全国半数的八旗“大本营”——北京体现得尤为明显。
赵令志、关康对日本大阪大学收藏的满文日记《闲窗录梦》的作者详加考证,明确了作者并非蒙古旗人松筠,而是王府旗人穆齐贤。日记记录道光初年京师旗人的日常生活,包括生计、教育、科举、礼仪、风俗、宗教、婚姻、家居、语言、文化、交友、民族等内容,是了解旗人社会与满汉关系的珍稀史料,对了解清中期民间满语文实态也有“活化石”价值。
多年来,笔者利用大量满汉文档案、民间契书、碑文、谱书,从基层社会的视角,研究清代北京满汉关系,内容涉及土地买卖、房产交易、分布格局、香会组织、旗人生计、旗籍商人等诸多专题,笔者的专著《清代北京旗人社会》(2008年)是上述研究的初步总结,2020年,系列研究论文已结集出版。2011年,笔者主编《北京商业契书集》(清代—民国)二册,收录典、卖、租、倒、铺底、合伙经营等契书,为研究京师满汉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地域关系提供了新史料。在此基础上,利用商业契书,撰写了《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一文。
2.直省旗人社会。清朝为有效统治全国,在各直省与边疆冲要之地设置八旗驻防。驻防八旗是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廷在八旗各驻防地大兴土木,兴建“旗城”,又称“满城”“满营”。重要八旗驻防地分布在杭州、江宁、荆州、成都、青州、绥远、伊犁、西安、福州、广州等地。围绕驻防八旗展开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北山康夫《关于清代驻防八旗》一文,简要考察了八旗驻防对清朝统治的意义及驻防的性质。马协弟在对清代驻防志书整理编辑基础上,撰有《清代满城考》一文,就驻防八旗满城设置的原因、时间、分布、规模、作用等加以概括。魏秀梅重点考察了嘉庆至光绪五朝各地驻防将军、都统的旗籍、出身,认为充任将军都统者全限旗人,且以满人为多;道光朝以前,皇族成员出任将军、都统者多,以后逐渐减少;同期,将军、都统中科举出身者比例甚大,应与满人汉化日深,旗人较前重视科举不无关系。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一书,以顺治初年到乾隆末年为时间断限,对八旗驻防制度形成的历史进程作了系统研究。韩国学者任桂淳著《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是第一部用英文撰著并译为汉文的研究八旗驻防的专著。潘洪钢以长江流域八旗驻防为对象,对满汉关系、旗人土著化、满汉婚姻等问题有系列考察,代表作是《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许富翔参稽档案、官书、方志、舆图,以江宁驻防为个案,对江南驻防的旗民关系作了深入分析。
汪利平着重考察杭州驻防旗人从清初占领者,到清中期定居者,再到清末成为革命排斥对象的身份转变过程,并从旗汉(旗民)关系角度,对杭州驻防旗人地域认同的变化作了深入分析,在资料搜集、方法运用、研究观点上颇具特色。
观察驻防八旗,不能将其孤立于汉人社会之外。上述研究之所以富有启迪,首先在于史料运用较前丰富,研究者注重使用文集、方志或档案、报刊以弥补官书记载的不足。汪利平认为,所谓旗人孤立于居住的城市中,并与当地百姓极少往来的看法,常常由于缺乏对地方史数据的梳理。由此可知,挖掘前人未予注意的史料,有助于把研究引向深入。
3.东北旗人社会。东北地区是满洲人的发祥地,20世纪前半叶日本人称该地区为“满洲”,但与作为族群称谓的“满洲”,含义并不一致。稻叶岩吉《满洲发达史》是以“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为对象的一部史书。叙述上起秦汉,下迄伪满洲国,跨度长达两千多年,重点则在清代。作者在总论中指出,从政治和地理角度看,满蒙关系密不可分。从这一观点出发,作者并未将“满洲”看作中国东北部,而是视为与中国、蒙古、朝鲜、俄国、日本处于同等位置的一个独立历史世界,并以此解释伪满洲国成立的合理性。这种史观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扩张为背景,显然站不住脚。
20世纪初,日本学者开始搜集包括契书在内的大量资料,汇编成集。这些资料对研究清末东北旗地经营丈放和满汉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日本学者曾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背景,对中国东北、内蒙古等地进行过详尽调查。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辑的《满洲旧惯调查报告》共9册,包括研究满汉经济关系的史料。近代以来,东北地区主要有汉、满、蒙古、朝鲜、俄、回等众多民族。各民族呈现大分散小聚居或彼此杂居两种形态。伪满洲国时期,“满洲司法部”先后编纂《满洲家族制度惯习调查》第一、第二两卷共四部,第一部“蒙古人”,第二部“回教徒”,第三部“满·汉人”,第四部“满洲旗人”。在第三、第四部中,包括满汉家族制度的内容、特点、习俗异同、彼此关系、满汉杂居的形成等资料。
清统治者对其“发祥地”东北长期实行“封禁”政策,但未能制止大批汉民开拓者流入。荒武达朗依据乾隆末年移住吉林的汉民徐氏一族足迹,描述山东移民进入东北定居和散布的过程。荒武达朗对移民流入导致人口增加和耕地相对“狭小化”的观点提出质疑,考察山东、东北两地间人口流动的性质和变化,认为人口流动创造了更有利的雇佣和收入条件,在人口的往复移动中宗族组织起到重要作用。荒武达朗还撰有《1870—90年代北满边贸与汉民族的移住》。中国台湾学者赵中孚先后发表《清代东三省的地权关系与封禁政策》、《清代东三省北部的开发与汉化》,前者研究东北旗民间的土地关系,后者研究旗民对东北北部的开发和满人汉化。
一些学者立足清代边疆地区特点,就当地满汉关系进行探讨。其中,东北地区以其复杂的民族关系和边疆管理方式引起学者关注。柳泽明就清代黑龙江地区“汉人”的构成、与其他诸族的相互关系详加考察。
尽管清廷对东北长期实施封禁政策,仍有大批内地民人不断进入该地区垦荒。他们在发展边疆经济的同时,对民族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孔经纬主编《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杨余练主编《清代东北史》、李林《满族宗谱研究》、张士尊《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644—1911》等研究,均从不同角度加以研讨。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一书,重点考察编入八旗制度的汉人移民和由他们构成的社会。笔者以流民问题为切入点,就民人出关与清廷“封禁”、民人流动与旗民关系、民人流入与旗地流失、旗民杂居与“理事官”设置、商业发展与文化陶融等问题做了考察。
日本一桥大学教授江夏由树,综合利用官修史书、中央和地方档案、文史资料,重点研究清末民初东北地方特别是旧奉天省(今辽宁省)的官庄及相关问题。他认为,有清一代,奉天一带主要分布的是官庄、王庄、旗地,州县管辖下的民地面积有限。辛亥革命后官地解体,新兴大地主控制了旧有官庄、庄园大片土地。这些新豪强的代表,诸如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奉天地方同盟会领导人张榕、奉天咨议局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袁金铠等,都是汉军旗人出身。汉军庄头及其子嗣因为在清代管理和占有官庄、庄园,积累了大量财富,所以在官地民有化进程中捷足先登,进而掌握了地区的政治主导权。此项研究,对了解清代东北旗地的构成与瓦解、八旗内部满汉关系、汉军旗人身份特征及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作为等问题,均有启迪。江夏由树的专著《旗产:清末奉天地方精英的崛起》是作者长期研究清末奉天汉军旗人群体的一个总结。
四、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满汉关系研究
满汉关系是晚清史中一条重要线索。一方面,民间满汉关系日趋缓和,文化上日益陶融;另一方面,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新政改革乃至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中,则贯穿着满汉政治、军事势力的消长,矛盾与斗争。晚清时期的满洲贵族依旧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并在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对这一基本线索关注较少。
(一)鸦片战争以来的满汉关系
罗尔纲《绿营兵志》《湘军兵志》,龙盛运《湘军史稿》,重点研究近代兵制演变,涉及政治、军事等领域中满汉势力的消长。中国台湾学者魏秀梅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清季中央和地方大员的民族成分变动。陈文石、李国祁研究满汉官员在权力机构中的关系变化,均有深度。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胡健国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满汉政治势力之消长》,侧重从政治学角度动态分析满汉关系的变化,并做了数量统计。
秘密宗教(教门)始终是反清、反满的重要力量,萧一山、庄吉发、喻松青、赫治清、秦宝琦的研究均有贡献。天地会自乾隆年间兴起,一直持续到清末,对它的研究为了解清代满汉矛盾与冲突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韩国学者李平秀从天地会起源传说入手,考察入会仪式、组织特点、动员口号,以及天地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太平天国是晚清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对其中的民族关系问题,特别是满人与太平军之间的关系却关注较少。姜涛从太平天国“反满”的纲领性文件、攻占南京后对旗人的屠戮、后期对满政策的转变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太平天国决策者对旗人(满人)的屠杀,是出于对“非我族类”的仇恨,但此举未能得到汉人的一致拥护。该项政策在攻占南京后有所调整,但当时太平天国已实力大衰,难以给政策调整留下较大空间。清廷为威慑长江流域的汉人居民,自清初以来即在杭州、京口、乍浦、荆州、江宁等处屯驻八旗重兵。咸丰年间,在太平军的扫荡下,长江流域八旗驻防均遭到灭顶之灾。太平军克江宁城,八旗驻防官兵数千人或战死,或被杀,据说满城人口约有4万,男妇几无孑遗。陈志刚、叶胜等人对江宁、杭州驻防满人的死亡情况均有所考证。笔者就太平天国“反满”活动的内容、性质、局限、思想根源、历史影响,包括辛亥革命党人“驱逐鞑虏”口号与汉人社会“华夷之辨”传统思想的关联等问题做了探讨。
从政治角度剖析晚清满汉关系的论文有马忠文《戊戌年翁同龢开缺前后清廷满汉关系管窥》、马平安《袁世凯集团与满洲亲贵的冲突和调适》。关于清廷新政时期满汉政策的调整,韦庆远《清末宪政史》与侯宜杰《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政治改革风潮》均有论述。迟云飞探讨了清政府在预备立宪时期实行的消除满汉畛域诸措施。李细珠《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等,为观察清末满汉关系演变提供了新视角。
20世纪初,以留学生为首的满人新知识分子,置身于“反满”与“排汉”两种极端对立的政治势力之外。他们秉持立宪政治立场,认为满汉没有明显的民族问题,极力倡导融合满汉。李龙《另类视野中的满与汉——以满族留日学生为中心的考察》,对这一前人很少关注的群体进行分析。翟海涛、王建华指出:清末满汉矛盾激化,排满成为革命派进行舆论动员口号。端方作为具有革新思想的满洲大臣,充分认识到满汉矛盾的巨大危害,对消除满汉畛域提出系统建议,并为清廷所采择,对此应予积极评价。旗籍留日学生创办的《大同报》开始为学者关注,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吕柏良《清末咨议局中的旗籍议员》、《晚清“变通旗制处”之研究》,内容新颖,值得一读。
(二)辛亥革命时期的满汉关系
在传统近代史研究领域,辛亥革命始终是重要专题,但在以往研究中,有关满汉关系的内容仍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诚如林增平所言,在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研究中,“很少提到汉族与满族之间的民族矛盾”。问题还在于,辛亥革命时期满汉关系除了“矛盾”的一面,还有陶融的一面。否则,和平转型和“五族共和”又从何谈起?
辛亥革命前夜,满汉矛盾激化,“排满”成为革命党人最有号召力的口号。长期以来,“排满”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一直被放在政治层面进行研究,以界定辛亥革命的性质,代表作有吴玉章《论辛亥革命》。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一文,最早点明这场革命与“反满”的关系。作者认为“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运动,它在不同时间里服从不同阶级利益;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述论述成为正统史学的权威观点。胡绳、黎澍、金冲及、胡绳武、李新、章开沅相继发表论著,均肯定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反满”口号虽带有狭隘民族主义色彩,但从根本上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被时代赋予了与传统民族思想不同的新内容,而超出满汉矛盾的范畴。
辛亥革命爆发与满汉矛盾是否有联系?美国学者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认为,由于满汉融合程度非常高,所以辛亥革命与民族问题关系不大。路康乐对此观点提出质疑,指出:直到清末,满汉之间仍存在很大差异,满汉融合并未完成,不能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与民族问题无关。他重点考察清末满汉关系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以及不同民族、阶层、派别的政治主张,对探讨辛亥革命时期满汉关系具有价值,但片面夸大汉人对满人的暴力,无视辛亥革命“和平过渡”的基本性质,又未免矫枉过正。
若干学者在研究各地辛亥革命时,对驻防八旗均有所关注。赵毅、王景泽认为,清末革命党虽然有杀害驻防旗人的举动,但多属个案;革命党并未把满洲政权与旗人画等号,他们接纳了保持中立或者投降的旗人。此举不但降低了民间满汉对立,也减少了革命阻力。吴認对辛亥革命中驻防八旗所在直省的旗民冲突问题进行了探讨。刘凤翰对江宁、杭州、福州、广州等地驻防八旗兵的遭遇与结局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在革命中的遭遇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潘洪钢《辛亥革命与荆州驻防八旗》等文亦足资参考。
辛亥革命迫使清帝逊位,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大事,更是满族史上的大事。以往研究或不加区别地将满人视同这场革命的对象,过于简单化。1976年,林家有发表《满族人民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一文,指出满族普通群众与皇室贵族的政治立场迥然有别,并就东北等地满族人积极参与革命的情况进行考察,肯定了满族人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这对全面评估辛亥革命时期满汉关系具有启迪。但换个角度讲,即便是对签署清帝逊位的满洲皇室,又怎能否定其对辛亥革命和平转型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一些学者试图跳出革命史的传统视角重新审视这一时期满汉关系,拓展了研究空间。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一书,研究辛亥革命中的“排满”问题,对其理论来源、代表人物及对下层民众的引导作用进行分析。常书红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变迁为背景,重点考察“旗民分治”基础上满汉关系的变化,对辛亥革命与满汉关系、民国初年的满族社会与满汉融合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朱东安有关辛亥革命“合力论”的观点,即革命派、立宪派、清廷与袁世凯对南北议和均有贡献,言之成理,但作者认为袁世凯在“排满”问题上与革命党人观点一致,似有商榷余地。
王开玺《清末满汉官僚与满汉民族意识简论》指出,清朝自入关至灭亡,满汉民族、满汉官僚间的矛盾始终存在,有时甚至很尖锐,但有些问题决非仅以满汉矛盾就能解释清楚。由于时人某种民族情绪的激扬,满汉官僚间的矛盾被人为突显。有清一代满汉民族、满汉官员的矛盾不是在加剧,而是在缓和。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国内各民族均处于覆巢之下的民族危机时刻,清王朝内部的满汉官僚,除极少数民族败类外,皆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各民族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内的道路。此说确为不易之论。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满汉关系,国内研究多侧重于革命党、立宪派的民族思想和主张,对满人的反应和遭遇鲜有涉及。贾艳丽《辛亥革命中的满汉冲突与调适》独辟蹊径,将视角焦距于鼎革时期的满人群体,考察满人对待革命的态度及革命带给他们的影响。
有关辛亥革命史料出版,有过两次热潮。第一次是1961年,适逢辛亥革命50周年,出版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等一大批书籍,为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了许多宝贵资料。2011年适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国内又出版了一大批档案汇编和研究专著,为开展该时期满汉关系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史红帅利用西方报刊和传教士的记载,研究辛亥革命时期西安城的历史变迁,其中有关满城和会党研究足补中国史料记载的缺失。陈江明《清代杭州八旗驻防史话》、沈洁《民国的“失传”——清末民初中国革命再阐释》,对深入了解辛亥年间江浙地区的满汉关系均有价值。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对革命“暴力”现象尚乏专题研讨。
辛亥革命之初,革命党人高调宣传的“驱逐鞑虏”口号产生了极大社会影响,但是正如章开沅指出,民族主义犹如一把双刃剑,既可损及对手,也未尝没有可能伤害自己。“排满”口号固然有效地促发了辛亥革命,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可能被狭隘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所利用。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满汉关系,张玉法、王汎森、崔志海、李帆等人的著述均值得一读。
在中国,民族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同时也是现实问题。由此,辛亥革命时期的满汉关系问题还引起了相关学科学者的关注。社会学家马戎概括清末革命党与保皇党两种“民族观”的要点和思想来源,指出武昌首义后孙中山对革命党民族观加以重大修正,放弃把汉满族群关系“政治化”的思路,重拾传统“中国文化主义”民族观,即以儒家文化为群体认同的标准,主张把接受中华文化的满族和其他群体都视为“中华”成员,也就是今天提倡的族群“文化化”思路。
(三)民国时期的满汉关系
民国时期满汉关系是清代满汉关系的延伸,两者关系密切,难以割裂,故将相关研究附带作一简单介绍。
加拿大华人学者陈豪满(Ho Man Chan)《张勋复辟:共和国早期满洲王朝的复兴》,讨论了自民国建立以来的历次复辟活动,重点论述1917年张勋复辟的史实。日本学者中见立夫长期致力近代满蒙史研究,《“满蒙问题”的历史构图》是他的论文结集。书中对肃亲王善耆、川岛浪速,以及晚清蒙古王公有深入研究。研究清代满汉关系,不能脱离对满蒙关系的考察;研究辛亥时期满汉关系,尤其不能脱离对外部环境,首先是日本方面的考察。在上述方面,该书足资参考。
最早研究民国旗地私有化问题的有万国鼎《南京旗地问题》、鞠镇东《河北旗地之研究》。近些年,王立群致力于研究华北旗地的瓦解及私有化过程,重点包括北洋政府与旗人庄主、旗人庄主与汉人庄头、旗人地主与汉人佃户之间的关系,从而反映了满汉关系的重要侧面。
民国年间,关注满族问题的外国学者凤毛麟角。美国学者西德尼·D·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北京的社会调查》一书是了解民国初期北京社会的名著,包括关于满族居民的数据和信息。其后,中国社会学家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牛鼐鄂《北平一千二百贫户之研究》,揭示了北京西郊满人穷困潦倒的生活。前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一集至八集,以及各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均保留了革命浪潮席卷下各地驻防旗人的历史记忆。
日本学者阿部由美子致力研究民初满汉关系,通过对《优待条件》的考察,剖析满族皇室、宗室、八旗与民国政府关系,认为在1924年之前,民国政府认真履行了《优待条件》,这是由于它认为自身是清朝政权的延续。此后的民国政府却废除了《优待条件》,致使清室与民国政府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并成为伪满洲国建立的原因之一。但作者忽略了日本军部直接插手这一关键性因素。作者还提出,“辛亥革命”是和平的政权交接,清朝并非被武力所推翻;“五族共和”并非革命派所提出,而是源于立宪派为对抗革命派“排满主义”提出的“五族不可分主义”。《张勋复辟和满蒙王公的反映》一文,依据中日档案,认为张勋倡始复辟清朝,实际是以“清朝的汉人王朝化”为宗旨的复辟活动。
陈三井《溅泪民国——论清末遗民的辛亥革命观》、周明之《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从精神、文化、认同的角度,对清遗民的主要事迹、群体特征、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作了系统研究。
五、结语
清代满汉关系研究虽已取得不少成果,但总体来看,基础仍比较薄弱,至少在以下诸方面有待加强。
(一)研究时段
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清前中期,对晚清、辛亥革命时期满汉关系的研究相对滞后。究其原因:长期以来,清史作为一段完整历史,却被人为地以鸦片战争为界,划分为古代史和近代史两部分。尽管这种划分有一定理由,但由此造成的前后研究各有侧重,互不衔接,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研究内容
学术界对清代满汉关系的研究,仍局限在某些历史片段、制度、事件、人物或专题。由于研究基础薄弱,对这一重要历史线索,尚乏系统梳理、横向比较和宏观概括。
(三)研究方法
清朝史研究与近代史研究前后衔接,却各有自己的学术传承,在方法上亦各有侧重。如何使两者优势互补,以收相得益彰之效,仍有待努力。此项研究涉及清朝史、满族史、民族史、八旗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地方史、城市史等诸多方面,如何立足自身专业基础开展综合性研究,亦有待加强。
(四)研究视野
如何克服研究视野偏窄问题,是国内学术界长期面临的一个难题。这其中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在借鉴海外成果的同时,避免把“假说”奉为圭臬,甚至陷入“食洋不化”的怪圈;二是应重视从前辈学者研究历代民族关系的硕果中汲取宝贵营养。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汉族与其他民族关系始终是贯穿历史长河的一条主线。许多历史现象(各民族的关系等),均存在诸多共性。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梁启超、杨度等人,在借鉴西方学说研究中国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探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等方面,均有开拓之功。史学大师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反复强调民族与文化问题是理解中国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他提出胡汉之分不在血统,而在文化的论点。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从文学、儒学、佛老、美术、礼俗等方面考察元代进入中原的西域人(色目人)逐渐为中华文化所陶融的过程,即所谓的“华化”。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以缜密考证为基础,融汇古今,兼通中西,研究古代西域多民族文化交流。它如王锺翰师主编《中国民族史》、蔡美彪师主编《中国通史》等,都是这方面的精审之作。史学先贤们的研究领域虽有差别,但均秉持文化的、动态的民族观,认为民族的形成固然以血统为起点,它的发展却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其中的“华化”与“胡化”,具体到清代,也就是“华化”与“满化”,又是在这一进程中反复出现、相辅相成的现象。
(五)史料挖掘
一是加强对基本史料(如八旗驻防志、地方志、官书)的研读,二是要重视对新旧史料(诸如报刊、档案、契书、谱书、文集、日记、口述文本、调查报告、舆图绘画、小说诗歌等)的挖掘利用。对这二者的综合利用,将为研究开拓更为广阔的前景。而阅读翻译满蒙等多语种档案,又是推进相关研究的必要条件。
(六)概念澄清
概念是历史研究的支点。概念不清,就无法阐明历史现象内在的逻辑关系。如探讨清代满洲人文化变迁,首先应对“汉化”“同化”“涵化”等概念的差别做出说明。否则,概念模糊,言人人殊,各执一端,讨论难以深入。再如考察八旗问题,不能不涉及旗人、旗族、满人、满洲、满族诸名称。清初已有旗人、满洲、满人之谓,清末出现旗族一称,始有满族一称的流行。满人、汉人、蒙古人等称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族类概念,而作为民族专属名称之一的满族,则是自海外辗转传入的现代概念。这些概念,在含义上有衔接又有差异,有重合又不能简单等同。目前学术界流行的把“满族”概念等同于清代“满人”“旗人”甚至“旗族”,表述固然便利,却将复杂的历史现象过于简单化。在许多场合,难免造成“今人”对“古人”的理解错位。
以上是对研究史的简单回顾,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总体来看,海内外学术界越来越关注清代满汉关系的研究,并在资料利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观察角度、研究观点等方面多有创新。成果的推陈出新,不仅对清史研究是一个促进,对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城市史与地域史、经济史与社会史等相关领域的研讨亦有裨益,同时也为中外学者的对话与互动搭建了新的平台。当然,随着旧问题的解决,又会衍生出新问题,这是一个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是史学研究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略。
来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说到我国的饮食文化，相信很多人都避不开的一个就是满汉全席。大家都知道满汉全席，但是大家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吗？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介绍，或许一直以来你对于此都有所误解呢。
大家所谓的满汉全席大概就像是清河郡王府御宴或烧尾宴那样的盛宴，又或者是清王朝皇室最顶级的膳食标准。其实还真不是这样的，清朝皇宫里还真不存在满汉全席这道御膳，此外满汉全席也不是指某一次的具体宴席。
满汉全席前身就是所谓的满汉席，是一种满族菜和汉族菜夹杂形式的宴席，最初满族宴席和汉族宴席是分开的，到了清朝中期的时候这种形式才出现，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一些商家为了招徕生意，才臆造出了满汉全席这个说法，也就是说满汉全席是商家炒作出来的，可见炒作不只是今天的产物，我国自古已有。
满汉席在乾隆年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是因为其实乾隆皇帝也是个美食爱好者，他的一生中多次下江南，也将各地的美食搜罗进了皇宫，据说乾隆皇帝遇到好吃的就派皇宫里御膳房的厨师去人家那里偷学手艺，然后回去以后做给他吃。
相比于乾隆皇帝，道光皇帝则非常的节俭，据说他曾经因为宫廷外的烧饼便宜而差遣人偷偷出宫去买烧饼，买5个烧饼，自己两个，皇后两个，大阿哥一个。
其实不仅仅道光皇帝，清朝的很多皇帝都很节俭，末代皇帝溥仪也曾在他的《我的前半生》里面有记载，小编还记得他写自己生病每天喝粥，馋得太监都看不下去偷偷给他美食，而被太后处罚的事情
其实作为皇帝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样的美好，从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中小编深有体会。也推荐大家有时间可以读一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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