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
韩伟
法家思想是一种国家治理之学，这使得它与作为个体修养的学说有明显的不同。法家关注的，是国家建设的目标。它论及民众，也是在服务国家目标的意义上而言的。齐国法家人物同样关注国家强盛，但有关国与民的论述，与商鞅有显著的差别，他们主张“富民”，富民才有利于推行法治，才会实现国强。
提起法家，人们往往会想到刻薄寡恩、严刑峻法等词汇，甚至将法家学说评价为“毒药之学”，几近一无是处，事实真的如此吗？法家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思想学说，对它的科学认识，首先需要回归到正确的方法论上来，比如是否准确和全面地理解了法家的经典文本语义，以及是否客观地在特定历史情境下重现法家人物的某些话语。更需要注意的是，“法家”这个概念并非法家人物自封，而是后代学者们总结概括形成的。历史上的某位思想家是否属于法家尚且存在争议，更不用说，典型法家人物的思想也是千差万别，根本无法用一两个简单的词语来概括。笔者在此以齐法家为例，重新审视法家“富民”的法治观及其时代价值。
齐法家富民思想的提出
法家思想是一种国家治理之学，这使得它与作为个体修养的学说有明显的不同。法家关注的，毋宁说是国家建设的目标。它论及民众，也是在服务国家目标的意义上而言的。作为秦国最早的变法改革者，商鞅当然向往国强，但他将国与民的关系对立起来，“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也就是通过剥夺民众，使得国家富强。商鞅看来，施行农战可以弱民。“民朴则弱，淫则强。”他所谓的“朴”，就是简朴、愚朴、贫弱，原因在于，“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如何做到弱民、朴民，就是让民众依附于农耕，而不是商业等其他行业。《农战》中说，“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不易使也。”隐含的意思是，农耕能使人少于智识，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也就便于统治者驱使。
齐法家是齐国一批法家人物的统称，以管仲为代表。春秋时的齐国是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齐桓公得到管仲的辅佐，经过一系列变法改革，提高了生产力，加强了君主集权，逐渐成为统帅部分诸侯的霸主。《管子》是齐法家的经典，相传是管仲所作，实际上并非一人之作，而是齐法家的著作汇编。由于齐法家调和了西周制度与东夷人习俗，对百家学说广泛吸纳，文化品性具有“兼容开放”的特色。齐法家同样关注国家强盛，但有关国与民的论述，与商鞅就有显著的差别，他们主张“富民”，富民才有利于推行法治，才会实现国强。
富民则易治、国强
对于富民与以法治国的关系，齐法家这样解释：“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管子·治国》）也就是说，治国应该先让百姓富裕起来，老百姓安居乐业，才会敬畏法度，国家也就容易治理了，正所谓，“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贤人进而奸民退。”（《管子·五辅》）反之，“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管子·版法》）若百姓一贫如洗，生活无着，就容易铤而走险，法律之治就不容易实现。齐法家提倡的，毋宁说是生活基本的充裕，“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水平而不流，无源则速竭。”（《管子·侈靡》）既要避免因富而骄，又防止贫而不知耻，如此才能调动民力，服务于国家的目标。
齐法家主张富民，还有另外一重意涵：民富则国富，国富而后国强。如何做到富民，齐法家提出要奖励农耕，“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管子·治国》）与商鞅等抑制商贸不同，齐法家不仅鼓励农耕，还提倡兼顾工商业，发展贸易，“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管子·五辅》）所谓输墆积、便关市，即是要疏通滞销的货物，便利商贸活动。国家与百姓，是休戚相关的，这个道理不仅是齐法家所倡，也为历代思想家所认同。元代陈天祥曾言：“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元史·陈天祥传》）百姓富裕安定，国家才能富强，若百姓处于贫困境地，那国家很难走向强盛。
富民意蕴仁政爱民
齐法家提倡富民，虽不无强国的指向，亦不乏仁政爱民之意。“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管子·法法》）客观而言，齐法家主张爱民，鼓励人们积极参与耕战，目标仍是指向兵强国富，因为齐法家作为积极的参政者，他们的学说服务的是圣王的“厚功大业”，就当时来说，“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管子·五辅》）但“爱民用民”之说，确实也包含有爱惜民力的意涵。更重要的是，如何爱民用民，需要公正法令的施行，即厉行法治，废法而用民，则民不可用。齐法家强调执法公平，反对因私废法，“富人用金玉事主而来焉，主因离法而听之，此所谓富而禄之也。”这种做法是不正当的，“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管子·任法》）为政者如果听任私情侵越了公法，法律无法做到公正，则国家难以得到善治。
富民之制度保障
富民确实有易治、富国之意，但同时又有为富不仁、巧取豪夺、贫富分化等潜在危害。齐法家主张富民，并非是单向度的，而是有一套与之配合的制度保障。首要的制度是“礼”，以礼来教化众人，管子提倡的教化，是指向人心的说服，而非强制，“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标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蔼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管子·侈靡》）最终如行云流水一般，使人自然受到内心的感化。而施行政教，其前提还是要人民生活的富裕，“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空谈礼仪教化，是很难发挥实际效用的。孟子也认为，民富之后，还需施以教化，“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孟子·滕文公上》）善教才能趋于“善政”，“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通过教化，才能避免富裕者危害社会，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
另外一种制度当然是法律，或者说刑罚。但是管子认为，施政应该顺应民心，而不是滥施刑罚，民众向往富足的生活，就应该设法实现。否则，“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管子·牧民》）也就是说，施政违逆民心，不能使百姓富裕安居，即便是制定有严苛的刑罚，也不能使百姓畏惧、心服，法律的实效很难保障。刑罚的实施，就是辅助礼教，“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管子·任法》）通过法令的约束，让人行正道，“是故慎小事微，违非索辩以根之，然则躁作、奸邪、伪诈之人，不敢试也。此礼正民之道也。”（《管子·君臣》）这里的“正民之道”，当然是指向所有的臣民，但对于富裕之民，尤其具有规范性，既要以“礼”积极地教化，又以刑罚作为礼的后盾，促使其抑制奸恶，做到为富且仁。
齐法家“富民”法治观对当代的启示意义
齐法家指向富民的法治观，在当代法治建设中，仍然不无启示。就其一般目标而言，法治当然是通过明确规则，实现一定的社会秩序，但它又必然包含有特定的价值。启蒙运动之后，人的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以及各种权利，成为法律保障的核心内容。因此，法治建设的目标发生了重要的转向，首先需要关注人的权利，生活的安定、富裕，是人的权利实现的基本保证，也是法律规则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更重要的，现代国家和公民的关系，绝不是互相对立的，而应该是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人民富裕安康，国家必将强盛伟大。
法治指向养民、富民，但更需要教民、化民。现代法律制度本身包含着特定的道德价值，法制的宣传，抑或是各类法律的实施，都是“以法为教”的过程，对于富裕的社会阶层而言，更应该明于礼义、崇尚法治，依法行使自身的权利，并自觉地履行法律的义务。反过来说，执法者同样需要摒弃私曲、杜绝腐败，坚守公平正义，良好的执法、司法环境同样构成一种法治的教育。经由多方积极互动，内含了公义的、良善的法治环境，也将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强大动力。
对市场经济中的成功者，即“富民”而言，尤其需要强调其社会责任。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作为一分子的责任，但相对而言，富裕者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倒未必仅仅体现在社会灾难时的捐助上，而更应体现在对社会公义的维护，对法治原则以及秩序的支持，通过他们的示范带动，在全社会形成尊法向善的社会氛围。
（作者为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副教授）
来源：检察日报
韩伟
法家思想是一种国家治理之学，这使得它与作为个体修养的学说有明显的不同。法家关注的，是国家建设的目标。它论及民众，也是在服务国家目标的意义上而言的。齐国法家人物同样关注国家强盛，但有关国与民的论述，与商鞅有显著的差别，他们主张“富民”，富民才有利于推行法治，才会实现国强。
提起法家，人们往往会想到刻薄寡恩、严刑峻法等词汇，甚至将法家学说评价为“毒药之学”，几近一无是处，事实真的如此吗？法家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思想学说，对它的科学认识，首先需要回归到正确的方法论上来，比如是否准确和全面地理解了法家的经典文本语义，以及是否客观地在特定历史情境下重现法家人物的某些话语。更需要注意的是，“法家”这个概念并非法家人物自封，而是后代学者们总结概括形成的。历史上的某位思想家是否属于法家尚且存在争议，更不用说，典型法家人物的思想也是千差万别，根本无法用一两个简单的词语来概括。笔者在此以齐法家为例，重新审视法家“富民”的法治观及其时代价值。
齐法家富民思想的提出
法家思想是一种国家治理之学，这使得它与作为个体修养的学说有明显的不同。法家关注的，毋宁说是国家建设的目标。它论及民众，也是在服务国家目标的意义上而言的。作为秦国最早的变法改革者，商鞅当然向往国强，但他将国与民的关系对立起来，“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也就是通过剥夺民众，使得国家富强。商鞅看来，施行农战可以弱民。“民朴则弱，淫则强。”他所谓的“朴”，就是简朴、愚朴、贫弱，原因在于，“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如何做到弱民、朴民，就是让民众依附于农耕，而不是商业等其他行业。《农战》中说，“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不易使也。”隐含的意思是，农耕能使人少于智识，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也就便于统治者驱使。
齐法家是齐国一批法家人物的统称，以管仲为代表。春秋时的齐国是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齐桓公得到管仲的辅佐，经过一系列变法改革，提高了生产力，加强了君主集权，逐渐成为统帅部分诸侯的霸主。《管子》是齐法家的经典，相传是管仲所作，实际上并非一人之作，而是齐法家的著作汇编。由于齐法家调和了西周制度与东夷人习俗，对百家学说广泛吸纳，文化品性具有“兼容开放”的特色。齐法家同样关注国家强盛，但有关国与民的论述，与商鞅就有显著的差别，他们主张“富民”，富民才有利于推行法治，才会实现国强。
富民则易治、国强
对于富民与以法治国的关系，齐法家这样解释：“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管子·治国》）也就是说，治国应该先让百姓富裕起来，老百姓安居乐业，才会敬畏法度，国家也就容易治理了，正所谓，“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贤人进而奸民退。”（《管子·五辅》）反之，“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管子·版法》）若百姓一贫如洗，生活无着，就容易铤而走险，法律之治就不容易实现。齐法家提倡的，毋宁说是生活基本的充裕，“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水平而不流，无源则速竭。”（《管子·侈靡》）既要避免因富而骄，又防止贫而不知耻，如此才能调动民力，服务于国家的目标。
齐法家主张富民，还有另外一重意涵：民富则国富，国富而后国强。如何做到富民，齐法家提出要奖励农耕，“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管子·治国》）与商鞅等抑制商贸不同，齐法家不仅鼓励农耕，还提倡兼顾工商业，发展贸易，“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管子·五辅》）所谓输墆积、便关市，即是要疏通滞销的货物，便利商贸活动。国家与百姓，是休戚相关的，这个道理不仅是齐法家所倡，也为历代思想家所认同。元代陈天祥曾言：“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元史·陈天祥传》）百姓富裕安定，国家才能富强，若百姓处于贫困境地，那国家很难走向强盛。
富民意蕴仁政爱民
齐法家提倡富民，虽不无强国的指向，亦不乏仁政爱民之意。“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管子·法法》）客观而言，齐法家主张爱民，鼓励人们积极参与耕战，目标仍是指向兵强国富，因为齐法家作为积极的参政者，他们的学说服务的是圣王的“厚功大业”，就当时来说，“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管子·五辅》）但“爱民用民”之说，确实也包含有爱惜民力的意涵。更重要的是，如何爱民用民，需要公正法令的施行，即厉行法治，废法而用民，则民不可用。齐法家强调执法公平，反对因私废法，“富人用金玉事主而来焉，主因离法而听之，此所谓富而禄之也。”这种做法是不正当的，“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管子·任法》）为政者如果听任私情侵越了公法，法律无法做到公正，则国家难以得到善治。
富民之制度保障
富民确实有易治、富国之意，但同时又有为富不仁、巧取豪夺、贫富分化等潜在危害。齐法家主张富民，并非是单向度的，而是有一套与之配合的制度保障。首要的制度是“礼”，以礼来教化众人，管子提倡的教化，是指向人心的说服，而非强制，“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标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蔼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管子·侈靡》）最终如行云流水一般，使人自然受到内心的感化。而施行政教，其前提还是要人民生活的富裕，“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空谈礼仪教化，是很难发挥实际效用的。孟子也认为，民富之后，还需施以教化，“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孟子·滕文公上》）善教才能趋于“善政”，“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通过教化，才能避免富裕者危害社会，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
另外一种制度当然是法律，或者说刑罚。但是管子认为，施政应该顺应民心，而不是滥施刑罚，民众向往富足的生活，就应该设法实现。否则，“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管子·牧民》）也就是说，施政违逆民心，不能使百姓富裕安居，即便是制定有严苛的刑罚，也不能使百姓畏惧、心服，法律的实效很难保障。刑罚的实施，就是辅助礼教，“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管子·任法》）通过法令的约束，让人行正道，“是故慎小事微，违非索辩以根之，然则躁作、奸邪、伪诈之人，不敢试也。此礼正民之道也。”（《管子·君臣》）这里的“正民之道”，当然是指向所有的臣民，但对于富裕之民，尤其具有规范性，既要以“礼”积极地教化，又以刑罚作为礼的后盾，促使其抑制奸恶，做到为富且仁。
齐法家“富民”法治观对当代的启示意义
齐法家指向富民的法治观，在当代法治建设中，仍然不无启示。就其一般目标而言，法治当然是通过明确规则，实现一定的社会秩序，但它又必然包含有特定的价值。启蒙运动之后，人的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以及各种权利，成为法律保障的核心内容。因此，法治建设的目标发生了重要的转向，首先需要关注人的权利，生活的安定、富裕，是人的权利实现的基本保证，也是法律规则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更重要的，现代国家和公民的关系，绝不是互相对立的，而应该是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人民富裕安康，国家必将强盛伟大。
法治指向养民、富民，但更需要教民、化民。现代法律制度本身包含着特定的道德价值，法制的宣传，抑或是各类法律的实施，都是“以法为教”的过程，对于富裕的社会阶层而言，更应该明于礼义、崇尚法治，依法行使自身的权利，并自觉地履行法律的义务。反过来说，执法者同样需要摒弃私曲、杜绝腐败，坚守公平正义，良好的执法、司法环境同样构成一种法治的教育。经由多方积极互动，内含了公义的、良善的法治环境，也将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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